林徽因与中国现代建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是知识转型与社会变革交织的重要历史事件。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不仅是引介西方科学知识与多元文化的桥梁，也是深刻影响中国学术结构与社会观念的时代书写者。长期以来，中国留学史的记录多集中于男性留学生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贡献，而女性留学生的历史意义尚未得到充分展示。

中国女性留学生并非历史进程中的补充性角色，而是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生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参与者。在这一群体中，林徽因尤具代表性。她投身建筑学这一当时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专业，并在归国后持续参与中国建筑学的奠基工作。

从缺席到登场：中国留学史中的她们

中国最早的留学生群体可追溯至1872年清政府派遣的留美幼童。然而，这一被视为中国近代留学史开端的重要举措，参与者却无一例外皆为男性。直到19世纪末，随着自费留学逐渐兴起，中国女性才开始以个体身份进入留学行列。1881年以后，金雅妹、许金訇、康爱德、石美玉等女性相继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女性留学生。在家庭支持与个人意志的双重推动下，她们勇敢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迈出国门，开创了中国女性海外求学的先河。

进入20世纪，教育环境的变化为留学女性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制度通道。1917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设立巴伯奖学金，为亚洲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支持。在1917年至1950年间，共有260位女性获此奖学金，其中中国女性超过120人。此时，中国的留学女性已由零散个案逐渐转化为可持续的群体现象，但她们的专业选择仍相对集中于医疗与教育领域。

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林徽因的出现显得尤为关键。她远渡重洋研习建筑，以女性之身跻身当时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建筑学领域。她的留学并非对既有路径的延续，而是在女性留学史上一次显著的跨界尝试。正因如此，林徽因既继承了前辈女性留学生为后来者打开留学空间的历史成果，又以其开创性的专业选择与学术实践，推动中国女性留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回国后，林徽因的一生都投身于中国古代建筑与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守护。她在建筑学这一领域的探索绝非止步于引介西方的建筑科学，而是以中国历史与现实为根基，致力于从学理层面挖掘和阐释中国建筑学的独特价值。她的人生，不仅照亮了中国女性留学史独特灿烂的篇章，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建筑学自立于世界的方向。

从传统期许到自我抉择：林徽因的早年游历与留学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原籍福建省福州府闽县。她的父亲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与教育家林长民，叔父则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尽管出身于进步知识分子家庭，林徽因仍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既定期待。这一点，甚至可以从她的名字中窥见端倪。她的名字“徽音”（1935年为避免与男作家林微音混淆，改名“徽因”），取自《诗经》“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本意寓示：若太姒的贤德能够代代相传，家族便可子孙兴盛、男丁繁衍。其颂扬妇德绵延、子嗣昌盛的寓意蕴含着鲜明的宗法与性别意涵。

然而，林徽因并未屈从于这一性别框架。她之所以成为世人所熟知的林徽因，恰恰在于其不断突破传统制度与世俗观念的限制，坚定追随内心的志趣与热爱。1920年，林徽因随父亲赴欧洲旅行，先后游历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国。在游历过程中，她开始近距离接触西方建筑艺术，并深受震撼。其后，林长民赴欧洲多地演讲并参加国际会议，林徽因则留在英国继续学习。据说，她在英国居住期间，其房东太太（又一说是邻居）是一名建筑师，常带她前往剑桥附近写生。在持续的耳濡目染之下，林徽因逐渐理解建筑的专业内涵，并萌生了成为建筑师的志向。

于是，有了明确职业理想的林徽因主动向父亲提出出国研习建筑学的请求，并进一步影响了未婚夫梁思成的专业选择。梁思成后来回忆，林徽因自英国归国后频繁谈及建筑，而他本人“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1924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同赴美国，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正式开启其建筑专业求学之路。

然而，抵达美国后，林徽因很快意识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仅招收男学生，女性不仅被排除在正式招生体系之外，还因性别限制无法修读人体素描等关键课程，更难以参与工地实测与实习。这一处境是当时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制度性壁垒，并非女性缺乏志向或能力，而是她们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工程、科学等传统男性主导领域之外。

受当时制度与性别的双重限制，林徽因无法以建筑系学生的身份正式入学，只能曲折而行。她先注册于美术系，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旁听和选修建筑学课程，甚至主动投入木工、给排水等偏重实践的训练之中。她以近乎超负荷的学习方式弥补身份上的缺憾，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显露出过人的专业潜质。

1926年至1927年，尚在求学阶段的林徽因即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延聘为兼职学生讲师。她在学校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被特别提及：“林小姐以极大的认真态度和卓越的成绩完成了她的学业。她每年所修课程数量均高于一般学生，并且由于其突出的学业成就，她被选任为兼职学生讲师。”这一罕见经历，不仅标志着她在学业投入与完成度上远超同辈，更显示出其建筑才能。尽管这称得上是林徽因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收获的认可，但她于1927年毕业时，仍然只能拿到艺术学学士学位。然而，学术身份的缺失并没有阻挡林徽因继续从事她的建筑事业。

从“营造”到“建筑史”：中国自主建筑学术体系的奠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些重要指示不仅关乎当代学术发展，也为回顾中国现代建筑学提供了视角。历史上，林徽因的学术实践便体现了类似的追求。百年前的她就致力于在建筑学领域建构属于中国的建筑学及建筑史学知识体系。

回溯林徽因的学术生涯，不难看到她对建筑的执着并非单纯出于个人兴趣，更来自她对中国建筑传统的深切好奇、由衷自豪与真挚情感。在1926年美国《蒙大拿公报》（The Montana Gazette）《中国女孩献身于拯救她国家的艺术——在美国上大学的林徽因与破坏东方之美的虚假建筑作斗争》（Chinese Girl Dedicates Self to Save Art of Her Country：Phyllis Lin Studying in an American College to Combat Bogus Architecture Now Destroying Beauty of Orient）一文中，林徽因清楚地表达了她对西方工匠损害中国城市建筑的态度。在林徽因看来，西方工匠在中国兴建的现代建筑，不过是移植西式装饰的表层模仿，不仅亵渎了东方建筑之美，也粗暴地剥夺了中国本土独有的艺术传统。因此，她主张“学习所有艺术的基本原理，用以设计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建筑”这一现代概念脱胎于舶来文化，因为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并不存在体系化的中国建筑史。林徽因与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试图从学术意义上研究中国建筑，却发现几乎无书可循。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现代建筑学范畴的文献，仅有一部《营造法式》，且其文辞艰深、术语密集，宛如“天书”。然而，正是在这部古籍中，他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所谓的“营造”，并非单一意义上的建筑技术，而是涵盖规划、设计、施工与管理在内的一整套专业实践体系，更深刻地体现了建筑与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了破译与研究《营造法式》，林徽因与梁思成在1931年共同加入了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工程做法、整理中国建筑遗产、保护中国古建筑为使命的营造学社，与同仁一道，通过调查、测绘、考证与复原，逐步开始梳理中国建筑史的脉络，搭建中国建筑史的框架。

林徽因于1932年撰写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被学界普遍视为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的奠基性文本。她在开篇就指出：“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此外，她还为《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绪论，通过系统梳理辽宋至明清时期斗拱形制的演变，勾勒出中国建筑从形成、成熟到逐渐式微的历史轨迹，为中国建筑史的结构性书写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她与梁思成合作完成《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学界罕见的、以整体视角呈现中国建筑发展脉络的综合性著作。

林徽因不仅在理论层面建构了中国建筑学与建筑史学的知识框架，更通过大量实地调查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1930年至1940年，她与梁思成跋涉15个省、200多个县，系统调查中国古代建筑遗存，发现并确认大量唐、辽、宋等时期珍贵木构建筑。其中，1937年对五台山佛光寺的考察最具学术震动意义。林徽因在东大殿前发现石经幢上刻有“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字样，并标明“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这一确证，直接推翻了当时日本学者长期坚持的中国境内已无唐代木构建筑存世的论断。

除佛光寺外，林徽因还参与了包括天坛在内的多处重要古建筑的调查、测绘与修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仍参与筹建清华大学营建系，为新中国培养第一代建筑学专业人才倾注心力。然而，由于性别限制以及多重历史机缘的错失，她在中国建筑事业中的贡献，长期未能得到与其学术价值相应的呈现。1955年，林徽因去世，年仅51岁。梁思成在她的墓碑上刻下“建筑师林徽因”六字，作为对她一生理想与事业最朴素的概括，也是一种深沉的历史确认。

从宾大到世界：林徽因与中国建筑学迟到的荣耀

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终于给了林徽因一个迟到却庄重的回应。2024年5月18日，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在毕业典礼上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并称她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也是最著名的女性建筑师”。宾大的官方报道中提到：“……（展板）上面展示了1918年至194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23位学生的画像……记录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代中国学生的风采。他们日后在中国引领了建筑和城市设计实践及教育的新潮流。展板中央是林徽因，这些学生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一位在完成学业后未能获得建筑学学位的学生。”终于，在离开宾大97年后，林徽因获得了当时因性别限制而未能获得的建筑学学士学位。

百年之后，林徽因获得的，已不仅是迟到的学术身份认可，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历史评价。正是她与同仁的学术实践，使中国传统建筑学真正走向世界，在世界建筑史的书写中留下不可忽视的庄重一笔。2018年4月11日，《纽约时报》刊发了关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专题报道，文中明确指出：“如果不是他们，我们就不会拥有如此丰富的已经消失的中国古代建筑形制记录。”这一评价，既是对其学术贡献的国际确认，也折射出中国建筑学研究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作为中国最早赴海外学习建筑的女性留学生，林徽因虽然无法在当时完全地冲破性别壁垒，但她最终却以其建筑学的开创性成就，推动了中国自主建筑史学体系的奠基与形成。她将学到的西方建筑学原理与她对中国古典建筑的细腻体悟所得融会于一体，开创出属于中国人的建筑史学，使中国建筑学在古今交汇、东西互映之处真正迈入现代学术的殿堂。林徽因曾作诗：“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她留给后世的，不仅是那些被记录、被测绘、被守护的古建遗影的吉光片羽，还有属于中国自身的知识脉络，一幅由文化深情与学术意志共同绘就的辉煌画卷。（作者 黄嘉禾系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