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拓荒者

跨洋求学：从社会学博士到“社会学中国化”先驱

1923年8月17日，22岁的吴文藻以清华学堂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怀揣着对学术的热忱与对国家社会的关切，登上“约克逊”号邮轮，正式开启了远赴美国的求学之旅。此前，他在清华学堂已经打下了扎实的中西文化基础，这次远行也承载着他的个人理想和时代赋予的期待。五年半的在美求学时光，不仅让吴文藻扎牢了学术根基，更让他在接触西方社会学体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并逐渐凝练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与实践方向，为日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吴文藻的留美之路开始于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他在那里系统掌握了社会学的基础知识，筑牢了社会学领域的学术根基。之后，吴文藻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就读期间他旁听了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Franz Boas）的“人类学”课程，从中受到极大启发。博厄斯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每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价值体系，不能简单用优劣来评判”，还有他倡导的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深深影响了吴文藻后续的学术研究。还在读硕士时，吴文藻就发表了《民族与国家》一文，表现出对中国的鲜明认同感。他在文中探讨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政治体何以可能，并提出了“民族者，里也，国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实赖国家组织以保存而发扬之”的重要观点。此时的吴文藻，已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将东西方的学术概念糅合起来，用以认识和解读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1928年，吴文藻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The Chinese Opium Question as Reflected i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and Action），在系统梳理英国议会档案和会议记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史与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中国鸦片问题在英国舆论中的建构过程及其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这篇论文让吴文藻顺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获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吴文藻的博士论文选题极有深意，他将中国鸦片问题选为研究对象，却把切入点放在英国舆论层面，这种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不仅彰显出他扎实的学术功底，更体现出他试图用西方学术工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博士毕业后的吴文藻带着“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回到祖国。在归国的航船上，他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把西方的学术理念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后来他也提到，“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是自己一直以来的留学信念，这一信念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也深深影响着他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思考。

奠基学林：从社会学到民族学的中国化实践

回国后的吴文藻先后在燕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任教，其中，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10年是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理念确立和发展的关键阶段。

吴文藻回国后发现，当时中国大学的社会学教学几乎全盘照搬欧美模式，甚至全用英文授课，使用的案例和材料也多取自西方，与中国社会现实严重脱节。面对这一问题，他率先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推行教学改革，打破当时高校用英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的惯例，坚持用中文授课。这一举措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重大。费孝通曾回忆道：“我没想到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冰心先生的丈夫，竟会用中国话讲西洋思想。”这正是吴文藻的良苦用心——只有用本土语言，才能让社会学真正走进中国学子的心里，才能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

除了语言上的改革，吴文藻还对课程内容进行了系统改造，开设了“西洋社会思想史”“人类学”“家族制度”“家族社会学”“当代社会学学说”“中国社会思想”和“中国社会制度”等一系列课程。讲解西方社会学理论时，他格外注重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在教学中大量运用中国本土的实地材料，还鼓励学生开展跨学科研习。

吴文藻把自己留学期间形成的跨文化研究视角，转化成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社区研究”，他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社会学理论相融合，提出“拣样精察法”，即挑选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开展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后结合社会学理论分析，最终形成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文藻南迁至云南，在呈贡县设立了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学界称之为“魁阁”。这一工作站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基地。吴文藻在魁阁推行了“席明纳”（seminar）研讨制度并建立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路径。魁阁时期，吴文藻指导学生开展了大量社区调查，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许烺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它们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体现出吴文藻所强调的“社会学中国化”理念，为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

同时，吴文藻还创建了“云南民族学会”，专门负责边疆民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这个学会后来成为研究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学术平台，也为抗战时期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0年，吴文藻受邀专门从事边疆民族、宗教和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942年1月，他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发表《边政学发凡》，对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意义作了系统界定，为这一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边政学发凡》的理论框架直接源于吴文藻留学期间培养的跨文化分析能力，提出边疆治理须结合民族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重要观点，为抗战时期的边疆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

吴文藻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先后担任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这一时期，他将学术视野从社会学扩展到民族学，提出了“民族学中国化”的理念，主张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一理念打破了西方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囿于“原始部落”的局限，将汉族纳入民族学研究范畴，使中国民族学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薪火相传：从培育英才到精神永续的时代回响

如果说学术贡献是吴文藻的“硬实力”，他作为教育家的“软实力”就体现在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指导上。吴文藻深知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人才是发展科学的第一要素”的观点，认为“能有独立自主的人才，方有独立自主的学问”。为了实现这一点，吴文藻采取了“请进来”和“派出去”双管齐下的策略。

吴文藻主动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如1933年邀请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来华，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田野作业”与“社区调查”理念，还带领师生深入北京多个社区开展实地调研。1935年，他又邀请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里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来华讲授“比较社会学”和“社会研究”。这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给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吴文藻还大力培养优秀学生并帮助他们出国深造。指导学生时，他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自觉与独立思考能力，他曾坦言“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有学生曾回忆，自己刚入师门时因为胆怯不敢发言，吴文藻特意在课后找他聊天，从日常的学习生活聊起，慢慢引导他说出自己的观点。还有一次有位学生撰写的社区调查初稿逻辑混乱、内容零散，吴文藻没有半点责备，反倒逐字逐句帮他修改，连标点符号的小疏漏都一一标注出来，还耐心跟他讲清楚怎么把理论和实地调研结合起来。他常说，做学问要先学会扎根，而他自己就是用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治学的态度与做人的道理传递给每一个学生。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也让他培养出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李安宅等著名学者，成为中国社会学人才培养的奠基人。

吴文藻对费孝通的学术影响尤为深远，他不仅是费孝通从事社会人类学社区研究的领路人，也指引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路向。在吴文藻的指导下，费孝通从1935年开始在家乡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农村实地调查，随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在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篇论文既是吴文藻“社区研究”方法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1981年，费孝通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并在授奖会上作了题为《三访江村》的学术演讲，这一演讲正是对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延续与拓展，他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社会学研究要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服务于国家发展需求。

吴文藻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不仅影响了他同时代的学者，更对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大先生”精神通过学术传承和专业制度建设，持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者。中央民族大学自1996年起设立“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以激励后辈学生、传承其学术精神。国家民委指出，构建中华民族学需要树立“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典范”“以共同性为指向”三大方法论自觉，和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民族学中国化”的理念一脉相承。

吴文藻一生走的是跨文化视野下的学术报国之路，他既不盲目全盘西化，也不固步自封地全盘复古，而是将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创造性地融入中国社会实际，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道路。从清华学堂到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再到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直至中央民族学院，吴文藻始终将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他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理念，不只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学科体系，更希望通过学术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吴文藻的学术探索与报国实践仍在激励中国学者保持国际视野、扎根中国大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作者马梓玥系陕西省“一带一路”教师教育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科研助理，钱禹辰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刘骥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