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学科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化”即研究领域走向独立学科的过程，是实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统一的关键。当前全国16所试点高校快速推进，但统一规范与研究范式尚未形成，亟须从政策、知识、实践三重生成逻辑厘清学科定位。政策逻辑体现为民族工作主线战略升级，知识逻辑指向突破西方理论垄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实践逻辑回应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现有建设形成“1+15”分层布局与综合类、民族类、地方特色高校三类样态，依托四类交叉学科通道差异化发展。推进路径需分类施策，试点高校可分近、中、远三期推进进入学科目录，非试点高校错位特色培育，其他高校借力协同参与，政策层面优化制度供给、探索人文社科超常布局，以跨学科融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学科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分层推进

所谓“学科化”，是指某一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过程。一个成熟、健全的学科，必须构建成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相统一的学科。[1]学科化正是实现这一统一的关键，它要求在知识维度上形成特有的理论范式、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在制度维度上建立教研机构、课程体系、学术共同体等载体。[2]作为新兴交叉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从政策、理论和实践层面厘清其生成逻辑，找准学科定位，为后续制度化、学科化建设奠定学理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化”生成的三重逻辑

从生成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设立遵循“政策生成—知识生成—实践生成”的三重驱动机制，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高等教育职能拓展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政策生成：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的战略升级。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设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落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制度安排。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急需相应的学科支撑和人才保障。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明确强调，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着力解决我国民族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为交叉学科建设划定了战略方向。202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学科体系建设，从法治层面赋予该学科支撑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使命，为学科化建设提供顶层政策合法性与资源倾斜依据。

知识生成：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必然。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设立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我国民族研究多沿用西方族群、民族国家分析框架，难以适配我国“多元一体”历史国情与“四个与共”共同体发展现实，缺乏本土化、原创性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五千多年多民族交融历史实证、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实践经验，共同构成一套区别于西方的本土知识资源，但长期分散于历史学、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未实现系统化整合。[3]推进学科化建设，本质是通过独立学科建制，将分散的本土史料、理论观点、实践经验整合为统一知识谱系，提炼专属标识性概念、搭建独立分析框架，突破西方理论话语垄断，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研究知识体系，完成人文社科自主创新的理论使命。

实践生成：高等教育功能拓展的题中之义。高等教育是理论生产、专业人才供给、基层实践对接的核心载体，这一职能定位决定学科化建设必须落地高校场域。新时代民族地区治理、边疆稳定、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民族事务法治化等领域，急需大批量兼具理论素养、田野能力、基层服务意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传统单一学科培养模式无法匹配岗位复合需求。与此同时，全国高校长期零散开展共同体意识教育、区域性民族交融研究，但缺乏统一学科平台统筹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存在育人碎片化、研究同质化、资源分散化问题。在此背景下，以交叉学科建制推动学科化，能够统筹高校多学科资源，分层分类培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岗位的专业人才，打通理论研究与民族工作实践双向转化通道。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化”的实践进路

在教育部、国家民委的统筹部署下，自2024年中央民族大学首个试点落地以来，全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实现从理论构想向制度化建制的跨越式转变，形成分层布局、分类实践、多元制度通道并行的发展格局，学科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标志性成果。

全国试点分层布局体系渐成，院校与学科类型基本覆盖。国务院学位办2024年批复中央民族大学为首批唯一试点；2025年4月批复新增15所高校开展第二批试点高校，正式构建“1+15”骨干试点矩阵。16所试点兼顾综合类“双一流”、民族类院校、师范类特色高校，覆盖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全部多民族聚居区域，形成错位互补、区域分工的布局逻辑。综合类高校侧重顶层理论建构，民族类院校深耕全链条育人与区域田野实证，师范类院校聚焦基础教育共同体师资培育。截至2025年6月，多所试点高校完成交叉学科备案，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纳入校内交叉学科目录，支撑学科覆盖民族学、中国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10余门一级学科。

全国各试点高校结合办学定位、学科积淀、区位优势，初步形成了综合类、民族类、区域特色高校三类建设实践样态。

第一，综合类“双一流”高校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着力推进基础理论建构与重大议题攻关。综合类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积淀深厚，在概念体系提炼、分析框架搭建等方面优势显著。武汉大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与文化学、史学、制度学、经济学等交叉融合，着力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事务治理知识体系。新疆大学则立足西北边疆，将共同体理论与西北边疆治理实践紧密结合。综合类高校通过汇聚文史哲、法政经等多学科力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基础理论奠基和学科范式建构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第二，民族类院校在民族学学科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发挥多学科协同优势。民族类院校以传统民族学学科为根基，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历史学的文献实证、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法学的制度研究等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与人才培养模式。中央民族大学作为全国首个试点高校，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开发完整本硕博贯通培养方案，将民族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资源汇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研究之中，实现从单一民族学向多学科协同创新的转型跃升。中南民族大学充分发挥扎根民族地区的区位优势，将民族学的基层田野积累与社会学的社区治理、教育学的师资培养、法学的民族事务治理等学科视角相融合，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创新，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获得深厚的学科根基与广阔的交叉空间。

第三，地方师范与区域特色地方高校落实地方性与应用型建设思路。地方师范与区域特色高校立足办学定位与区位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内蒙古师范大学是全国16家试点单位中唯一的师范类高校，以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为核心，引导多学科共同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从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课程构建、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学生教育等层面持续推进学科建设，构建“高校—中小学”协同育人机制，着力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教育师资，补齐县域、基层民族工作人才缺口。

现行交叉学科管理制度形成的四类设置通道，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了差异化的学科化制度入口。一是目录内交叉学科，具备最高制度合法性，是学科长远发展目标；二是试点交叉学科，面向自主审核高校先行探索，实行“先试点、成熟入目录”机制，16 所试点高校均依托该通道建设；三是自主设置二级交叉学科，门槛低、覆盖面广，是多数非试点高校培育该学科的主流路径；四是超常布局交叉学科，主打国家急需专业快速落地，当前仅覆盖工科领域，尚未向人文社科开放，存在制度优化空间。四类通道分层适配不同高校发展阶段，试点高校依托试点通道加速建设、冲刺一级学科目录；有学科基础非试点高校宜走自主设置路径特色培育；学科基础相对薄弱高校则可借力协同平台，参与资源共建共享，逐步积累学科建设经验。

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化”建设的路径

16所试点高校：以“试”促“建”，以“建”促“入”。试点高校拥有学位自主审核权限，制度空间最大，承担学科定型、范式建构、标准输出核心使命，分近、中、远三期阶梯推进。短期立足“立得住”。避免“挂牌空转”，尽快定型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方案，构建涵盖基础理论、交往交流交融史、民族事务法治、田野方法等模块的课程矩阵；推行跨学科联合导师组制度，落实多学科交叉训练；配齐专兼职跨学科师资团队，同步启动系列配套教材编写。中期聚焦“出成果、树标杆”。对标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课程构建、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学生教育六大指标，产出原创专著、高水平系列论文；依托国家级研究基地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形成可全国推广的课程、教研、人才培养标准；搭建跨区域虚拟教研室、协同创新联盟，向非试点高校输出优质资源，发挥示范辐射作用。远期锚定“入目录”。参照国家安全学等交叉学科试点探索经验，预留5—8年建设周期，系统梳理人才培养数据、师资梯队、科研平台、标志性成果、社会服务成效，形成完整评估材料，推动学科从试点交叉学科升级为目录内一级学科，从根本上解决学科制度保障不足的底层矛盾。

具备学科基础的非试点高校：错位培育、特色发展。未进入试点名单的高校，并非只能旁观。全国现有297个学位授予单位设立了1018个自主设置交叉学科，这一路径门槛相对较低、灵活性较强，是多数高校可以努力培育的方向。

前提是“有支撑”。自主设置二级交叉学科，要求有3个及以上一级学科作为支撑。对于民族院校和设有民族学、中国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高校不难满足。但如果学校缺乏相关学科积淀，建议先做“体检”，盘点自身学科家底，明确优势方向，再决定是否上马。

关键是“有特色”。边疆地区高校可侧重“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地区高校可聚焦“共同现代化”，师范类高校可深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综合性大学可发挥文史哲优势做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特色就是竞争力，小而精比大而全更可持续。

路径是“分步走”。可以先在既有学科目录下培育方向、积累师资、产出成果，待条件成熟后再申报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或争取进入下一批试点扩容名单，切忌跟风冒进。

条件尚不充分的高校：借力发展、协同参与。一是参与协同平台。加入试点高校牵头的协同创新联盟、虚拟教研室、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共享优质师资和课程资源。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既能服务本校人才培养需求，又能逐步积累学科建设经验。二是聚焦应用转化。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等应用领域形成专长，为学科建设提供“下游支撑”，以应用研究反哺基础理论。三是等待制度机遇。教育部已明确交叉学科试点“动态调整、有进有出”，未来可能扩容。相关高校应提前储备师资、引导教师转向相关研究、积累前期成果，为争取下一轮机会做准备。

政策层面：优化制度供给、畅通晋升通道。一是明确试点“出口”。试点交叉学科的“进口”已开，但何时、何种条件下可以进入目录缺乏明确标准。建议研究制定试点评估指标体系，设定可量化的“进目录”门槛，让试点高校“心中有底、眼中有光”。二是探索人文社科领域的“超常布局”。面对西方民族理论话语挑战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求，人才培养等不得、慢不得。建议研究单列“国家急需人文社科领域”清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等学科提供快速响应通道。三是建立交叉学科专属评价机制。现行学术评价、职称评审、项目申报仍以传统学科为单元，交叉学科成果“送审难、认定难、认可难”。建议组建全国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评议组，开发交叉学科成果评价指南，从制度层面消解“因交叉而吃亏”的困境。

面向“十五五”，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高质量发展，需国家相关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行业组织多方协同，坚持“两个结合”，以跨学科交叉融合为核心路径，着力强化政策供给、破除学科壁垒、推进理论创新、整合行业资源、优化育人模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N]. 光明日报，2020-05-15.

[2]李立国，赵阔.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四新”建设的知识逻辑与实践路径[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

[3]严庆.交叉与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刍议[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04）.

[本文系中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招标项目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多学科进路研究”（项目编号：JDZ25005）的阶段性成果。王世忠，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基地主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涛涛，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吴绍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