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品牌成为世界读懂中国教育的重要窗口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纲要》）提出“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要求“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国际合作机制，深耕鲁班工坊等品牌”，并把“实施中国教育品牌培育计划”列为重点任务。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肩负着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传播和共享教育理念、培养模式和技术标准的重要使命。系统化推进职教品牌建设，是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特色大国外交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举措，也是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

职业教育独具优势

品牌不仅是名称或符号，更是品牌持有方通过持续一致的价值交付，在利益相关者心中形成的识别、承诺与信任关系：一端是供给方的承诺，另一端是接受方的体验，二者长期吻合，品牌才真正成立。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品牌谱系中要素颇为齐备：它交付的是技能这一世界通用语言，办学成效落在就业与增收上，看得见、算得清，也传得开。

其一，它是可感、可用、可亲的体验型品牌。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较多依赖排名与学术话语不同，职业教育以看得见的技能、摸得着的设备、学得会的课程，直接进入异国的课堂、车间以及产业现场。技能不依赖语言霸权即可传播，一台数控机床的操作规程、一套电气自动化的实训模块，其说服力无须翻译。差别更在认知路径：高等教育的声誉须经由排名、期刊与学位互认等中介转译，后发者在这套由他人设定的秩序中天然处于劣势；职业教育则可以直接在实践层面接受检验，设备能否开动、学员能否上岗，答案当场可见。因此，职业教育天然具有三方面优势：可感，交付的不是承诺而是实物与动作；可用，教育成果可直接兑现为就业岗位与收入增长，数月之内即可验证；可亲，师生在车间共同劳作结成的信任，比任何宣介都更牢固。这种扎根于实践的品性，使职业教育成为最难被偏见遮蔽的教育形态。

其二，它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产业“出海”的双重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职业教育被赋予重要使命。在产业“出海”层面，职业教育与实体经济本就同构。我国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70%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其技能水平直接关系中国制造的质量与效率；同样的逻辑延伸到海外，便是产能走到哪里、技能人才的供给就要跟到哪里，本地化人才能否跟上，往往决定海外项目能否扎下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产业“出海”需求共同构成职教“出海”的双向牵引，院校、企业、对象国行业在项目中形成协同价值链。

其三，它回应了全球教育治理的共同关切。在世界重要职业教育中心的形成史上，先后出现过教育援助催生、职教品牌营销打造、产教融合共生三种模式。前两种模式曾帮助一些国家输出理念、吸纳国际学生并获得可观的服务贸易收益，但其可持续性终究取决于产业与教育的契合程度。中国走的是产教融合共生这条道路，以产教融合为底色，把技能供给嵌入合作国的工业化进程。当前世界面临着技能短缺、青年失业、绿色转型与数字鸿沟叠加的挑战，职业教育已从单纯的就业训练扩展为连接产业升级、社会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纲要》明确，到2027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世界重要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其意义不止于合作项目的增加，更在于为全球教育治理框架下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发展提供可适配、可转化的经验。

三层矩阵初具规模

我国职业教育分别经历了“十一五”时期的快速推进、“十二五”时期的强化突破、“十三五”时期的深化完善，以及“十四五”时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不同阶段。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将迈向品牌化建设的新阶段。

国家层面，全球倡议奠定品牌格局。国家层面的全球倡议，为职教品牌奠定了顶层设计与多边合作的制度根基。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非合作论坛到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职业教育被纳入国家多边外交的议程设置。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天津共识——32国部长宣言》，形成“会、盟、赛、展”的国际交流合作新范式；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宣布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职业教育正从双边合作走向多边治理。2026年10月17日，《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北京协议》）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闭幕式上由45个国家共同发布，这是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

平台层面，区域品牌向国家级跃升。平台与联盟层面的品牌矩阵，正从区域探索向国家级品牌跃升，成为职业教育“出海”的协同枢纽。2016年首个鲁班工坊在泰国落成，此后大禹学院、毕昇工坊、海丝学院、丝路学院、郑和学院相继设立，多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统筹，以中国历史文化人物或工程符号命名，形成“人物（项目）加行业特色”的命名谱系。截至目前，我国已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32个国家建成38个鲁班工坊，开设100多个专业，招收学历生3万人，累计培训16万人次；天津、浙江等地的实践表明，纳入平台统筹之后，校政企协同效应明显增强，属地管理的边界也在联盟化进程中逐步被打破。

院校层面，办学机构提供实体依托。院校与企业层面的办学机构，是职教品牌落地的实体依托与产教融合的前沿阵地。截至2025年，国内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0所职业院校在70多个国家（地区）举办约400个办学机构和项目；同期已在29个国家设立39家中文工坊，50所高校在41个国家设立65所“丝路学院”，在东盟国家建设17个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成立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柬华应用科技大学。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中国在海外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的职业院校，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则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跨越。伴随产教同行而来的，还有“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的快速铺开，语言赋能与技能增值相互支撑，正成为职业教育“出海”新的增长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标准跟进与数字赋能。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教学模式已在20余个国家落地，指导开发了一批国际专业教学标准与多语种教材；我国已建成590余种国家职业标准、19个专业大类的700余项专业教学标准、101种专业实习实训标准，并与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印度尼西亚等国合作开发职业标准体系。业内把专业标准的国际化称作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关键抓手”，原因正在于标准一旦进入对象国国民教育体系，品牌便从项目层面上升为制度层面。与此同时，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累计点击量突破19.7亿次，“数字鲁班工坊”专栏汇聚540门合作国急需课程，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字化让轻资产、广覆盖成为现实。

四道关隘不容回避

成绩之外，落差同样真实。规模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品牌优势：体系的体量、项目的数量与标准的输出，只是品牌建设的必要条件，而知名度的累积、理念的凝练与制度的嵌入，才是决定品牌建设成败的关键。就发展现状看，我国职教品牌建设仍处于从“有”到“优”的中途，实践推进的步伐快于认知沉淀的步伐，国际话语权的增长滞后于实体布局的扩张。

一是理念供给不足，概念尚待凝练。世界公认的职教品牌中，德国有“双元制”，澳大利亚有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北美有能力本位教育（CBE），美国有社区学院，其共同点在于内核清晰、名称易记。概念的作用在于提供识别锚点、降低认知成本：一个可翻译、可记忆、可复述的名称，是实践进入他国政策文本、学术话语与公共舆论的通行证。反观我国，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剑萍指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EPIP”等名称，或失之宏大，或囿于具体，还无法准确概括和表达中国职业教育的独特内核与普遍价值。这些概念的共同问题是：要么描述的是普遍性原则，并非中国独有；要么局限于具体操作层面，难以统领全局。一个真正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应当既能概括制度优势，又具备国际可理解性。实践形态丰富而概念标识缺位，经验难以理论化、概念化，也就难以被传播和援引。

二是品牌架构分散，整合仍待加强。品牌资产的积累有赖于认知的一致性，识别符号、质量承诺与受众印象长期统一，才能沉淀为稳定的联想。以此衡量，我国职业教育“出海”品牌数量可观而统合不足，工坊、学院、中心、基地名目并存，创设主体涉及中央部署、地方统筹、院校自发与企业推动多个层次，命名逻辑或取人物、或据地域、或依行业，彼此缺少共享的识别体系与质量基准。其影响是双重的：传播投入被摊薄，各品牌的知名度难以叠加为国家品牌的整体认知；部分省级平台存在区域适用与同质竞争，在对象国易形成彼此独立乃至相互竞逐的印象，消解国家品牌的整体性。症结在于主品牌、子品牌与背书品牌的层级关系尚未确立，品牌架构缺少顶层设计。因此急需以中国职教品牌为总牵引，构建以办学机构与培训项目为实体、平台与联盟分类发展的品牌组合体系，使各类品牌有序竞合，而非各显神通。

三是标准输出领先，相关配套滞后。标准的国际化通常经历三个递进层次：文本研制与输出、配套资源的接续供给、对象国制度体系的采纳与互认。我国参与境外职业教育标准建设者众多且推进迅速，进展却主要集中于第一个层次：《北京协议》作为首个国际职教标准，经45国一致通过，为各国提供共同参照；鲁班工坊系列国家标准同步公布，为这一品牌立起质量基线。但参照不等于机制，专业统筹与元标准治理刚刚破题：标准由谁主导制定、按什么程序审定，认证与互认如何建立、由谁监督，仍待建章立制，主体多元也难免口径不一与重复建设。更须警惕的是其负外部性，品牌具有连坐效应，一处落地质量失守，受损的不只是单个项目，而是“中国标准”的整体信誉。

四是院校能力不均，短板内外交织。对全国1188所高职院校截面数据的分析表明，不同地域条件与办学条件下院校的国际影响力呈现显著差异，国际化行动在环境支撑、基础能力与主观动因上并不均衡；对1150所职业院校的调查同样发现，境外办学在办学能力、政策支撑、专业融合、师资质量与均衡“出海”等方面存在不足。向外看，部分国家资质互认、数据跨境、联合办学审批更趋审慎，合作国职教基础与政策环境差异较大。向内看，传播偏重官方渠道与成果话语，故事化、分众化、在地化能力不强，国际组织任职、国际期刊议题设置与第三方质量认证等制度化建设刚刚起步。相比之下，日本以职业教育援助为载体，完成了从技术输出到范式引领的话语跃升，其“权力的话语化”与“话语的权力化”双向转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项目思维到品牌思维

品牌塑造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定位设计到传播评估，每个环节都须审慎决策并久久为功。面向“十五五”，职教品牌建设需要从项目思维转向品牌思维，从成果宣介转向规则贡献。

第一，凝练核心理念，强化品牌标识。标识性概念不会自发生成，需要自觉提炼。我国职业教育理念的提炼需要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方面要求：一是体现中国特性，能够概括政府统筹、产教融合、校企协同的制度优势；二是具备国际可理解性，可翻译、可类比、便于跨文化传播；三是有扎实的实践与标准支撑，避免概念悬空。为此应加快建构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组织学界与业界联合攻关，依托国际学术平台与多边机制持续发布与阐释。成熟的国际职业教育概念多是在长期实践与国际学术的反复援引中确立的，中国职业教育的核心特征也将在反复使用中被认知、被接受。

第二，构建组合体系，理顺品牌架构。品牌模式的选择解决的是结构问题：采取综合性单一品牌还是多元品牌，采用联合品牌还是主副品牌，需要作出明确回答。一个清晰协调的品牌结构，对于整合有限资源、减少内部消耗、加速累积品牌资产至关重要。当前应理顺国家倡议品牌、平台联盟品牌、办学机构与培训项目品牌的关系，统一标识系统、准入标准与质量基准，形成主品牌牵引、子品牌支撑、背书品牌增信的层级架构，使鲁班工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丝路学院等子品牌互为声援。职业教育还应与“留学中国”品牌联动，把海外工坊的校友网络、来华职教留学生与海归技能人才编织成传播节点，形成中国教育品牌的生态闭环。

第三，做实标准供给，推动标准互认。要抓住标准这个核心抓手，建立“起点（职业标准）、过程（课程与实训标准）、成果（评价标准）”的完整闭环，配套师资、教材与数字资源，防止标准悬空。针对元标准治理缺位的问题，须明确由谁制定、由谁认证、如何监督，建立国家层面的统筹与认证机制，避免主体多元带来的口径不一与重复建设。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职业资格框架与对象国资格框架、区域资历框架的对接互认；依托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等多边机制，推动中国参与研制的标准、指数和研究报告与国际规则体系对接，促进互认互用。从理念共识到可操作、可认证的中国标准，中间仍有一段路要走，而这正是把话语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的关键。

第四，遵循扩散规律，改进“出海”方式。一种教育模式能否被接纳，取决于其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与可观察性，以“可试验性”为例，对体系基础薄弱、承接能力有限的合作国，宜先以师资培训与课程共建切入，待条件成熟再推进学历教育，避免贪大求全；以“可观察性”为例，每一个海外办学项目都应预设可测量的成效指标，让合作方能直观看到设备运转、学员上岗、收入增长的变化。这意味着“出海”策略要从“我们有什么”转向“对方需要什么”：实施需求导向的本土化改造，提供可复制的模块化工具，建立渐进式的试点推广机制，让职业教育办学成果可观察、可测量、可传播。德国“双元制”之所以被反复模仿，正在于其核心要素可被拆解为若干可筛选、可移植的组件。

第五，放大数字优势，拓宽传播半径。全球职业教育正呈现公共产品化、整体技能化、转型数字化、泛在终身化、国际一体化等发展趋势。我国应放大“数字鲁班工坊”的先发优势，以多语种在线课程与虚拟仿真实训覆盖暂不具备实体落地条件的地区，并以平台汇聚的教学资源反哺境外办学机构，缓解师资与实训条件的制约；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智能实训装备与职业教育大模型“出海”，在智能时代的全球技能治理中抢占议程先机，把“教育出海”延伸为“教育在线”。

第六，提升叙事能力，夯实制度保障。一流的实践需要一流的叙事。要建立职教品牌宣传推广体系，明确牵头机构，资助中国职业教育专家“走出去”与外国专家“请进来”，支持国际联合研究与高端学术会议，推动传播由官方渠道转向分众渠道、由成果话语转向故事话语。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鼓励赴境外办学、支持学习成果互认的规定，建立达标性、预警性、改进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的分类评估机制，落实院校端在教师海外工作量认定、职称评聘与专项经费上的激励，让“人”这一品牌核心载体真正活跃起来。

从古老的工匠符号到世界的技能舞台，从一间间海外车间到一个个国家职业标准，职业教育为中国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触摸的叙事。中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最终由“被需要、被认可、被信任”来标定。在这条路上，千千万万海外学人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与传播者，他们本身就是世界读懂中国教育的一扇窗。从“被看见”到“被信任”没有捷径，需要在基层创新的韧劲与顶层设计的定力之间久久为功。可以期待，随着职教品牌在更多国家落地生根，中国教育将以更可感、可亲、可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既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贡献职业教育力量，也让世界透过这扇窗，读懂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教育。（作者 李长波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