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必将是孕育伟大的重要一年。因为她既是全球大变局中的重要一年,也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起始之年,又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之于教育行业而言,2021年注定是教育发展秩序与格局重建的关键之年。
真正的大发展不是来自于对明显错误的否定,而是来自于对“过往正确”的超越。新年伊始,我们从四个维度梳理课改深层难题的破解之道,供教育同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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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要怎样的儿童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行为的背后是教育价值观。具体而言,一些区域或学校课改效果之所以不太显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童观有待更新。
现实中许多教育事故的背后,是学校教育在为错误的家庭教育埋单,是成人对儿童认识的无知。
有一个中学生要求父母买1.5万元的航模,“不买航模就不学习”,由此导致工薪阶层的父母痛苦不已。这一现象很有代表性。在父母看来是孩子不懂事,要么否定,要么训斥,就是不去满足。等到孩子长大,物质需要变为精神需要时,父母已无计可施。
对此,有心理咨询师分析认为“根源在童年”:0-6岁期间,孩子要玩具,父母的第一反应是不答应。其实,与其说孩子要玩具,不如说要“自己的重要性”。“孩子折腾你的背后,是在要你真心的爱”。爱才是问题的答案。
怎样才是爱?多数家长对孩子的爱是在“刻舟求剑”:孩子已经长大了,家长却在用爱幼儿的方式付出爱。甚至有许多家长在用爱3岁幼儿的方式爱着已成年的孩子。由此导致一些学生肉体生命的成长与精神生命的成长不能同步。许多人肉体生命已经接近、迈入成年,但其精神生命却停留在童年。“巨婴”就是这样造成的。
为什么现实中有一些大中学生抑郁?因为无力做好,无力做好的背后则是,父母养育了孩子的物质生命,却忽略了精神生命。
儿童既不是“一张白纸”,又不是爱的容器;既不是成人控制、引导的对象,更不是弥补成人缺憾的工具……那么,新时代亟待匹配怎样的儿童观呢?
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其所需要的爱是不一样的。1岁前的儿童需要父母全然的爱,必须接纳孩子的情绪表达;2-4岁是儿童建构自我意识的关键期,家长不能一味要求孩子与小朋友分享自己的玩具,须引导幼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要;5-8岁时期,家长切忌给孩子贴负向标签,因为“父母贴什么,孩子就会成为什么”,切忌将孩子当成爱的容器,须引导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让孩子在付出中体验自身价值,绝不能剥夺孩子付出劳动体验价值的机会……
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心灵不受到过多伤害,都能找到自己生命发展的轨道,长大后都能成为有用人才。所以,成人必须真正相信儿童。然而问题在于,当孩子发展顺利时,成人能够相信孩子;当孩子遇到困难、挫折时,成人就开始怀疑孩子。这不是真正相信。真正的相信是无条件的。父母担心孩子做不好,就是在消耗孩子的能量。对孩子最大的爱就是无条件相信。爱得多不如爱得对。善教者首先能消除孩子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这是教育者的第一任务。孩子只要没有恐惧和不安,才会洒脱、从容。
对此,有专家提出成人必须调整自己的角色:从孩子学习的监督者变成孩子成长的陪伴者,从挑孩子毛病的纠错者变成孩子情感的支持者,从孩子梦想的打击者变成孩子人生路上的引导者。
《道德经》有言:“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儿童链接天地自然就是“归生命之根”,就是最好的感觉教育。感觉是一切高级心理现象的基础,是个体认识世界的开端。所以发展儿童的感觉能力异常重要。天地自然是一位不用花钱的教育大师,却被许多教育者忽略了。
当然,这些仅仅是观察儿童世界的一个小缝隙,更多、更深的对儿童的认知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高质量发展需要怎样的评价观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坚决克服“五唯”痼疾,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评价改革的杠杆价值。以评价改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教育评价改革必须破除“五唯”痼疾,其关键在于各级党委、政府要发挥好领导作用。对此,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认为,各级党委、政府须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自新课改以来,教育评价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教与学”结果的评价阶段,二是为了“教与学”的评价阶段,三是作为“教与学”有机组成部分的评价阶段。当下的教育评价正在向第三阶段进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懂评价、不会评价,那么教育只是做了一半”。
在学校评价改革方面,江苏省张家港市教育局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现代学校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提升、优秀学校品牌特色的引领与辐射为核心要素,形成了优质学校建设的区域评价标准,以学校文化引领行动、教育治理提升行动、课程改革深化行动、优秀教师领航行动、智慧教育创新行动、集群协同发展行动“六大建设行动”,全面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对此,广东省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潘希武认为,应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对办学条件和办学业绩进行分类考核,并且要建立办学业绩考核结果与校长职务调整相挂钩的机制。
在学生评价改革方面,河南省郑州市率先提出了“评价育人”的核心理念:评价必须站在“立德树人”的层面去思考、设计与实践,体现育人导向,发挥育人功能,彻底走出“评价即考试”“育人即育分”的误区,必须既关注学业成就又关注精神成长。让评价从单一走向综合、融合,郑州“评价育人”的理念与操作体系值得广泛借鉴。
让评价回归育人,是课改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简单来讲,在评价从单一走向综合、融合的基础上,还必须让评价导向基于知识技能走向思维,基于思维走向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评价具有相对复杂性。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九诠看来,“学生在学校的权力关系中是否真实具备主人身份,是需要考量的具有总体性的问题”。“学生在学校的权力关系中是否真实具备主人身份”,的确是一个值得教育人时时关注的重要问题。比如,我们经常见到许多很“懂事”的“乖孩子”,学习很“主动”。但这样的“主动”很可能是一种带有讨好成人色彩的“主动”,实质上呈现的是一种“主体性凋落的‘讨好’的沦陷状态”。这种在一些成人眼中的“好孩子”,往往牺牲了自己的好奇心、独特性、创造力。所以,“必须将核心素养评价置于深化课改的大背景之下”。这是新时代教育人的使命担当。
高质量发展需要怎样的思政课创新观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就思政课创新而言,不少地区在贯彻落实中创造了新经验。比如,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北京市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行动计划》,提出了深化新时代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十大工程”。
综观当下的思政课创新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用技术推动教学创新,比如有高校推出思政教学VR体验区,红军长征、开国大典等虚拟仿真项目改变了灌输式的思政教学模式;二是用社会实践实现理论认同,比如有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思政课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带着在课堂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带着平时的思考和困惑,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进村庄、走进企业,去认知社会;三是中小学与大学或专业机构联合创新思政课教学……
应该说,这样的探索与创新难能可贵,必须点赞。在我们看来,思政课教学创新有三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的创新,二是载体层面的创新,三是思想层面的创新。三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思想层面的创新据核心地位,也是难度最大的创新。
在我们看来,思政课创新有三大障碍:一是简单灌输、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二是脱离生活、远离学生的教学内容,三是基本被欧美化、格式化的教师心智。前两者是相对容易改变的,而后者是比较难改变的。
就前两者的改变而言,必须继续深入推进课堂变革。山东省高青县鼓励学校和思政课教师立足中小学生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积极探索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新方法、新路子。通过“让‘说’开启心灵震撼之旅,让‘做’践行鸿鹄奋斗之志,让‘活’迸发生命温度之势”,让思政课焕发出活力……这样的探索弥足珍贵。
就后者的改变而言,必须改变教师的心智模式。思政课教师必须坚定政治立场、民族信仰,不能将媚外带进课堂;必须充满、传递正能量,不能将抱怨带进课堂;必须充满智慧,不能将误导带进课堂。在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创新的基础上,思政课教学还要创新定位与内容,进而将思政课转化为学生的思想力。
思政课如何转化为学生的思想力?思政课是培养学生三观的,而到了一定年龄的学生原本就有自己的三观,只是或多或少、或正或偏而已。如何将民族复兴需要的三观与学生现有的三观统一起来?必须从学生出发,回到学生自身的三观,因为学习的源头是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将思政课定位为精神成长课、生命成长课。
基于原生家庭和个人成长经历,到了相应年龄的学生基本上都有困扰自己的问题:情感孤独、动力不足、自我迷失、精神抑郁等。这些困扰学生的现实问题恰恰是重塑其三观的核心资源。当学生活在过去的事件里,他们就容易被过去所控制,生命就难以绽放,就活不出自己。当生命深处的这些问题得以某种程度的化解,学生就能逐渐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进而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基于学生思想实际整合、重构思政课教学内容。这些最终挑战的是教师的信仰、智慧、格局。
总之,思政课必须从学生情感入手,从学生问题入手,从学生心灵入手,让学生摆脱过往负面事件的控制,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这才是最具价值与魅力的思政课。
高质量发展需要怎样的教师发展观
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高素质教师队伍。到底该如何培育能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新时代教师队伍?这是教育行业的一大课题。虽然各地、各学校对教师成长异常重视,也探索出许多宝贵经验,但离“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新时代教育的初心与使命尚有较大距离。
路径欠佳,亟待升级。以此来描述近年来的教师队伍建设,更能激发我们变革创新的勇气与决心。
在这个问题上,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有深刻的认识。在叶澜看来,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远远不够!“教师专业化最早是美国提出的。简单而言,有两个不同的目的:一是为了改变教师地位,因为只有作为专业人员才能提升社会地位。二是为了作为一种专业人员的专业素养的提升。”叶澜指出,“教师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们不怀疑。问题是,只强调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不是能造就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教师?教师自己作为一个全人的发展可能被忽视了。”
在叶澜看来,教师没有专业连讲台都站不住,但是仅仅有专业肯定也是不够的。“教师首先要自己像人一样地活着,才能对别人产生影响”。所以,叶澜不提“教师专业发展”而提“教师发展”。
让“教师首先要自己像人一样地活着”,其内涵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人性关怀。要减轻教师过重的负担,减少对教师的非教育性外在管控,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也是外围而非核心。二是走向自主。要尊重教师的教育自主权,通过项目制、自组织等方式,让教师体验到职业的价值与幸福。三是唤醒内心。要升级教师发展的理念与方式,改进教育培训的内容与形式,唤醒教师内心沉睡的巨人。
与叶澜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位践行自然农法的日本果农——木村秋则。木村秋则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用10年时间种出了“不腐的奇迹苹果”。木村秋则认为:“真正的专业是心与技术的结合。”
以此审视当下的教师发展理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无论是教育相关部门还是学校,无论培训机构还是教师自身,都将教师发展过多地局限于学科知识、技能,而忽略了教师的精神成长。
破解这一个难题的思路就在于,基于知识、技术层面的成长走向精神层面的成长。多年来,山东省菏泽市旺子学校通过引导教师研读、践行中华经典,走出了一条“以精神成长提拔专业成长”的教师发展之路。旺子学校的成功实践为我们发展教师创造了新经验。基于这种新经验,更大的创新、更多的成果依然有待于教育同人去创生。
发展教师的核心在于提升师德。当前,师德师风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许多地方都在师德建设上下了功夫,但成效往往并不理想。现阶段师德教育以开师德讲座、树师德典型、定师德底线为主要方式,虽然下了很大功夫,效果却有待提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创新师德教育”。在我们看来,师德教育创新的要义在于从“开师德讲座、树师德典型、定师德底线”的外塑型师德教育走向“研师道、明师道、行师道”的内生型师德教育。也就是说,要想有效提升师德,必须超越师德来提升师德,即站在师道的高度来破解师德建设难题。如果能够引领教师深入研习师道,让教师明白为人师的根本之道,那么师德水平自然就提高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新时代教师必须觉悟、践行师道,这既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基石,又是为世界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客观要求。
当然,课改的持续深化需要创新、超越的不止以上四个方面,如何建立新型政校关系以解放教育生产力,如何系统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样态,如何促进家长成长以形成更大的家校教育合力,等等。我们期待仁人志士在这些领域创生新经验。
《中国教师报》2021年01月13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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