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教鞭

竹片教鞭

爷爷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教师的，见证了中国教育新旧交替的伟大变革。自从我懂事起，爷爷就操着一口带有浓重乡下口音的普通话教我认字，还习惯性地挥舞着自制的黑乎乎的教鞭。

爷爷以前是私塾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行大规模扫盲运动，爷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江南的偏僻山村竹源村，所谓的学校就是村头那座保存相对完好的砖瓦建筑张姓祠堂，只有几十个学生、一个教师、两间教室、四个年级。到了60年代，爷爷还要给其他人上“冬学”——村里利用冬季相对空闲的时间组织成年人读书，有时还要上夜课——爷爷手里那根乌黑发亮的教鞭挥舞得更加铿锵有力了。

到了80年代，村里有段时间开展了“农民识字教育夜班”活动，教室就安排在我家大厅。20多个15至18岁的孩子坐在桌前，捧着国家发放的教材《农民识字课本》兴奋地大声朗读。声音不是很整齐，偶尔还有点乱糟糟，爷爷免不了要用上教鞭敲打桌子提醒他们，或是大声说道：“停，重来一遍！”

后来，政府为村里建了一座村小，学生数量由最初的五六十个发展到三四百个，教师也由一个增加到十几个。作为“元老”的爷爷，虽然已经退休，但时常会手握教鞭踱步到学校，或巡视一下课堂，或指导一下学生功课，或与年轻的教师聊聊天。

看着家乡的教育越来越好，爷爷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手里也一直握着那根见证岁月变迁的教鞭。

几何教鞭

父亲也是教师，毕业于抚州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

教育生涯的前十年，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乡下中学任教，每周最多回一次家，有时甚至几周才回一次家——要么去帮助贫困学生，要么留在学校值班。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到周五的下午或周六的上午，我就会与爷爷一起，早早来到村口的古樟树下眺望回村的路。看到我们后，风尘仆仆的父亲就会递上我爱吃的烧饼，然后一边牵着我往家里走，一边与爷爷聊着我听不懂的工作，将迎风招展的古樟树留在身后。

回到家，父亲一有时间就拿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尺子，在纸上或黑板上摆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是很好奇地盯着看，因为我从未在爷爷那里见过它们。直到上了学，我才知道那既是数学教具，也是许多数学教师的“教鞭”。

后来，父亲调到城里的学校教书，我也离开了爷爷奶奶，随父亲来到城里读书。我们虽然离得近了，可依然很难碰面，父亲总是一大早去学校，下了晚自习才回家，甚至连周末都很少见到他，因为他要去家访或处理学校其他工作。每天放学后，父亲也总是在学校门口领着学生过马路，为孩子们保驾护航。

父亲教了两个班的数学课，还担任班主任和教务主任，繁重的工作压弯了他的背。调到城里教书的这些年，父亲明显变得苍老了，头发白了许多，可他依旧喜欢在台灯下用他爱不释手的几何“教鞭”备课和辅导我。他就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不知倦怠地握着他的“教鞭”，为一批批学生丈量未来。

如今，父亲也快退休了，但还一如既往地握着他的几何“教鞭”。

时代教鞭

或许是从小就深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毕业后我也选择了与他们一样的职业——手执教鞭，在三尺讲台辛勤耕耘。转眼间，我已参加工作多年，与父亲的路较为相似：先在偏远的乡下工作了几年，然后调回市山镇中学；也与爷爷有相似之处：教语文。

几十年过去，爷爷曾执教的村小早已翻新为一所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学校，硬件和软件均不亚于城里学校。而我所在的市山镇中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室更宽广明亮了，学习方式更多样了，课外活动更丰富多彩了，寝室更舒适温馨了，食堂饭菜更营养可口了……当然，教师的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每周我们都会开展不同学科的集体备课、研课，碰到大型的比赛还要集体磨课；每年学校都会组织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帮助教师在学习交流中不断提升业务能力。

新时代的授课方式已经不是传统的“粉笔加黑板”，更多运用的是电子白板、投影仪等信息技术设备。因此，我们的“教鞭”既不是爷爷手里的竹片，也不是父亲手里的塑料数学教具，而是身为高科技产品的它们——激光遥控笔、电脑键盘或鼠标……

为了学生和我个人的成长，不知不觉间，我也开始与曾经的爷爷、父亲一样忙碌不已：每天早出晚归甚至住校，与亲人近在咫尺却很少有机会坐在一起吃顿饭。当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的一双儿女早已入睡；无数个深夜，我独自坐在书房的电脑前备课，时而快速敲击键盘，时而捻须沉思，时而翻阅书本，只为给学生呈现更精彩的课堂。

未来，我也将用好属于我的时代“教鞭”，与学生一起逐梦未来。

一根教鞭育桃李，三尺讲台寄人生。如今，我和父亲总会在节假日回到爷爷身边，陪他在夕阳下漫步，一起笑着聊起那些关于教鞭的故事。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丰县市山镇中学）

《中国教师报》2024年07月03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