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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华文明力量

发布时间:2019-06-27 作者:陈水勇 来源:中国教育报

观点提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与中华文明有高度契合性。中华文明力量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情感基础、坚定公正准则、滋养和谐世界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与中华文明有高度契合性。中华文明智慧神韵、价值导向、处世之道不断厚植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根基。

移情体验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感基础

移情体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认知机制。它属于一种推己及人的心理精神感受,即由替代性情感反应引发的心理或认识活动。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使情感认同成为稀缺资源,增加了不同文明、不同种族的隔阂和敌意。移情体验具有丰富比附性方法论意义,能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德情感基础。

中华文明中的“仁爱”意识,以血缘亲情之爱为起点,通过移情体验,爱亲和爱己之心外化演绎为爱人之心,感同身受地尊重他人需要和利益。始于亲又不止于亲的博爱,构画了浸润仁爱愉悦的世界大同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人情如一体,谋求人类整体幸福。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休戚相关。真正人类整体幸福源于互爱互敬,共享情感精神舒润和繁荣稳定。但冷战思维和排他性利益追求易导致人己关系和群我关系离散,难以进行充分的情感联通。移情式普遍之爱以心灵情感沟通超越机械式利益契约,有助于摒弃傲慢和偏见。中国欢迎各国搭乘发展“顺风车”,乐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各国共享百花园,做到富而好礼、强而好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

中庸之道坚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正准则

中华文明中庸之道既是伦理道德观,也是实践辩证法,具有跨越时空的恒常价值魅力。“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之道遵守适中原则,立身处世不偏不倚。在无法避免经济利益和权力地位纷争的情况下,要确保争而有序,须遵循中庸之道。“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中庸之道在中国传统社会即恪守礼义,在当今社会就是追求公正。

公正属于最古老的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中庸之道的灵魂。自17世纪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西方中心主义一直主宰近现代国际关系,严重背离中庸之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走向极端和偏私,产生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用公正平和的中庸智慧厘析当前价值分化,才能找到恰到好处的利益交汇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应对诸多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泯灭利欲和消除个体价值需求,而是汇聚各国共同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只有在国际关系中践行中庸之道,高瞻远瞩把握世界共同发展规律,才能逐步消除共建共进共治共享的掣肘,以公平正义促进民族价值与人类价值、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互融合自洽。

和而不同滋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观

中华文明崇尚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指有差别的统一和平衡。和是化生万物的基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还是合作发展的基础,“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则行,不和则不行,故和为天下行事之达道”。和而不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和谐世界观引领。罗素认为:“吾人文化之特长为科学方法,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究竟之正当概念。中国所发明人生之道,实行之者数年,苟为全世界采纳,则全世界当较今日为乐。”

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世界多样性和谐共生。和谐是自然界和社会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和终极意义。全球存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及多种宗教。各种文明之间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总书记说:“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文明差异不是世界冲突根源,而是人类进步动力。在文明发展史上,中国融通儒道释,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模仿阿拉伯,文明因多样而交互鉴流,因交流互鉴而熠熠生辉。“文明冲突论”错将“和与同”画等号,完全割裂“和与异”,思维取向要么绝对同一,要么彻底的非此即彼,必然催生零和博弈。世界各国应“和而不同”,秉承厚德载物合群之道,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共同创立和完善理性对话和民主协商机制,互商互谅互信,求同存异,才能消弭战乱和冲突,走出“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和“修昔底德陷阱”,达致世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境界。

(作者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交往视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阶段性成果)

《中国教育报》2019年06月27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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