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的大学，我的中文系

“我眼中的‘中文系’意蕴相当复杂，既是一种教育机制、一种学科设置，也是一种组织文化、一种学术精神，还是一种象征资本、一种社会关系，或笼统地说，是一切与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相关的人和事。”在近日举行的《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新书发布会上，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说，“制度、人物、故事是我关心的话题，回过头来看，我会知道我们如何纪念、怀想我们的老师们。”

《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是陈平原撰写的一部散文集，借追怀“往事如烟”，鉴赏“师友风流”，勾勒“另类系史”，以体现自家的“中文情怀”。文中所追忆与描述的，都是作者所亲近的、所观察的、所敬仰的中文系的教授们，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主，扩展到整个中外学界。本书不仅生动地描摹了中文学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还蕴含着作者对当下中国大学之发展的深入思考。

陈平原介绍，本书比起10年前的初版，删去27篇，增加29篇，插入50幅照片，面目焕然一新。内容多是描述直接接触过的师长。第一、第二辑写北大中文系，“谈中文系的老师，也谈中文系的风格；谈我的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也谈鲤鱼洲的故事，等等”。第三、第四辑扩展到中外学界，追怀王元化、程千帆、钱谷融、普实克、夏志清、林文月等先生。他说，全书的写法是用散文的笔调，描摹最熟悉的人物剪影、最感人的生活细节，或表达最有见解的观点，而不是用传记的笔调去写一个个人物的生平。“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不仅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更多的是面对全国热爱文学或者对中文系的建制、精神、历史、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们”。

同为1977级大学生，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与陈平原有着近似的勤奋读书、不断从师问学的成长历程，他以自己写作《从师记》的经历和体会，认为他和陈平原写作这种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性散文，“不是闲着没事干，发发自己的小情怀，其实我们内心真的有那么一种感动，感动于老师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积淀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人文情怀，这是中文系所给我们的知识之外的一些东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认为，《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从师记》这类著名学者的回忆性散文，不仅仅是文学，更是“文”与“学”的深度结合。陈平原的文章风格可以概括为“文质彬彬”，文是才华、文笔，质是实质性的内容，非常需要学识、知识、阅历、视野来垫底，“特别是陈老师谈的人物，都是北大中文系以及中外学界的大学者。陈老师可以非常准确地把握这些学者的学术贡献、学术地位，以及他们重要著作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这些学者，就可以非常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特点”。

陈平原坦言，关于大学、关于中文系，他都有过多种专书出版。谈及这些话题，特别关注的是“前辈的足迹”。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随着时光流逝，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关于中文教育，陈平原重视“从游”的方式：“好的教育，就是梅贻琦先生所说的‘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游着游着，小鱼变成了大鱼。”他回忆当年王瑶先生的“神聊”与自己所受到的“熏陶”。这种做法也为他所继承，“老师对学生最大的影响其实不是专业，而是方法、观念、境界和情怀”。

在贺桂梅看来，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最核心的还是人格的熏陶和培养。大学校园并不是田园牧歌，也有精神困惑。“大学给予我什么？其实它教会我一种反思生活、追问生存意义的能力。”“中文系在整个过程中处在比较特殊的位置。中文系的学生不仅能想，也能得体地优雅地表达，这就是‘文质彬彬’。”

刘跃进回顾了自己考上南开大学的经历，强烈地感受到，“大学除了教人以知识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塑造人格、塑造人的精神气度”。他后来写作《从师记》，感念很多对他影响既深且广的老师，“像这些一代一代的老师，他们给我们的真的不是知识，或者主要不是知识；他们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你不接触，就学不到”。

“我写《从师记》时，就是在仰望前辈的背影。中国人尊师重教，‘天地君亲师’，那是天地间不可磨灭的一种情怀。朱自清的《背影》写得那么好，他不是写他的父亲，他是写一代一代人在仰望前辈。宇文所安的《追忆》揭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仰望前辈的背影，不断追忆。我们追忆父辈，追忆前辈，在追忆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的力量，这是中国文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刘跃进说。

《中国教育报》2023年09月20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