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实践要重视“效度”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在产教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一大批典型案例。但是从总体看，一些院校的产教融合实践仍停留在形式层面，持续性不强，实践效度不高，与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高职院校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科学定位、有所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把握产教融合规律，重视产教融合实践的准确性、有用性，即“效度”。

　　敏感把握“融合”新导向。产教融合理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指导思想，其概念则是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正式提出。之后，国家又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产教融合的政策和法规，有效推进了我国产教融合创新实践。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的“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重点任务，第二期“双高计划”明确的“产教融合高质量”目标导向，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要求的校企协同建设“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项目任务，都鲜明地导向高职产教融合的高质量、能落地、可持续，具有不同于中职、普通高校的“复杂技术技能”的高职特色。高职院校如何把握新导向、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精髓，通过实践创新突破“形式合作”“一头热”，实现可持续、真融合、高效度，还需要更深入地把握产教融合的本质内涵和实现机理。

　　准确把握“融合”的本质。产教融合是产、教“跨界”合作，在合作中实现融合，体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这既是政策要求，又是产、教双向需求使然。从政策要求和合作主体来看，产教融合有两层关系：宏观上指产业界与教育界深度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表现为彼此契合；微观上指产业与教学密切结合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表现为浑然一体。前者是后者的导向和要求，后者是前者的内容和实践，这两种关系都具有“融合”特征，其本质是利益关联、相互赋能、跨界共赢。利益关联要求具体教育因素与产业发展因素、企业生产因素深度融合，形成“你好我也好”的利益共同体。相互赋能要求相互关联因素有机链接，形成“彼此成就”的能量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是索取式、依附式的单向度能量流动，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华丽贴面，而是具有共生、共促形态，具有跃升、裂变性质的生态共赢关系。

　　科学把握“融合”的机理。融合是合作主体从观念到实操到结果再继续合作的有机循环过程，产教融合就是融合主体、客体、主客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相互成就的逻辑。高职院校与相关合作方的融合，首先要有合作的需求和与对方合作的意愿，这是能够推进合作行为、实现合作结果的前提；然后经过由浅入深的项目对接、协议签署、合作行动来实现合作方各自的预期目标。在这一合作过程中，需要经过项目推进、协调配合、过程纠偏、调整充实、彼此获益的复合性环节。从高职院校来看，合作内容体现在人才培养、就业创业、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上，合作核心则体现在教师深度参与、学生成长受益上。如果合作过程愉快、合作结果共赢，合作行动就可持续，就能形成“彼此离不开”并可以量化评价合作成熟度的融合关系。科学有效的产教融合，是建立在价值追求、利益需要、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具有高效度的契约关系。

　　理性把握“融合”的基础。市场主体多元，合作主体各有特色和优势，任何合作都具有“回报性”特点，产教融合相关合作方能否“对上眼”“携起手”“倾心合作”，关键在于合作能否取得给予彼此显性可见、难以取代的合作“回报”。显然，高职院校要与合作主体顺利并持续开展合作，首先学校应具备有用、有益、有效的合作资源、合作优势和合作能力；同时，合作伙伴也能为学校人才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文化育人等带来丰厚回报。回报是双向度的，既可以是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精神文化层面的，这是能够深度“融合”的基础。高职院校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必须深入把握自身的人才、专业等教育资源优势，明确自己能为对方提供什么；也要科学识别合作对象，深入把握合作对象的文化、资源和技术优势，确保合作成果能反哺人才培养、助推学校发展。合作内容、合作对象准确，合作行为、合作成果有用，合作效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务实把握“融合”的深度和方式。研究视角不同，对产教融合的认识程度、深浅把握、推进方式、表达形式、归因分析也会有所不同。高职院校在推进产教融合时需要明确：要不要推进融合、我能融入什么、我能融得什么、和谁融合最优、深层融合还是浅层合作。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再优选合作项目、合作伙伴、合作方式、合作深度、合作广度，既可以根据人才培养、专业发展、办学需要选择单项目、单主体、短时间的合作，也可以选择多项目与单主体、多项目与多主体长时间立体式的合作；既可以形成集团式融合体，也可以形成区域联合式、行业融合式的共融共创共生的共同体；合作预期既可以是有显示度的合作成果，也可以是价值隐含的合作成果，还可以是供给侧、需求侧诸要素双融合的合作成果。产教融合目标是校企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等融合效度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合作深度取决于合作目标的设立和创新成果的支持力，合作方式取决于合作的目的性、资源的支持度、制度的供给度。因此，产教融合实践效度必须建立在融合态度、融合深度和融合方式的科学耦合上。

　　（作者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5年09月09日 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