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每年暑假带学生下乡实践,是我最看重的工作之一。课堂上的理论固然重要,但走在祖国大地上,理论就能被更加全面、透彻地理解。今年,我和另外3位老师带领30名大一学生到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开展了为期11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时间不长,但足够让一些东西在心里扎根。
从“知道”向“体感”转变
社会实践的第一重意义是,把抽象的概念还原为具体的经验,让理论有了温度。
在去乡村实践调研之前,学生已经在课堂上听我讲过很多次“两山”理论。但“知道”与“体感”之间,还隔着一片真实的土地。
霞浦县柏洋乡董墩村平均海拔440米,是霞浦县城的“大水缸”、溪西水库的水源涵养区。所以,在这里既不能建工厂,也不能搞大规模商业开发,甚至不能养猪养鸡。学生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很惊讶,村民靠什么生活呢?
他们很快就看到了答案:葡萄。2009年,董墩村党员干部带头从福安引种巨峰葡萄50亩。2025年,全乡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6500余亩,年产值达亿元。学生们在葡萄园里套袋,在农户家里访谈,在田间地头听村干部讲产业发展历程。
一名学生在田野笔记里写道:“以前在课堂上听到‘乡村振兴’这四个字,我脑子里是空的。现在再说这四个字,我脑子里会浮现出葡萄架的样子,还有凌晨两三点起床给葡萄套袋的大妈。”
在复杂情境中理解真实
社会实践的第二重意义是,引导学生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提升理解复杂情境、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董墩村的葡萄产业确实做起来了,但面临的问题同样真实。
物流成本太高,一箱5公斤的葡萄寄到上海运费要32元。没有区域公共品牌,当地农户直言不讳,“我们种的葡萄不比福安差,可人家福安葡萄牌子能值几十个亿,我们种得再好,知道的人也没多少”。电商直播尝试了3个月,因为销量惨淡不得不停掉。还有,青年人不愿返乡,村里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
这些不是坐在教室里就能想象出来的乡村发展困境。它们琐碎、具体,但恰恰是乡村振兴必须跨越的坎儿。学生们在访谈中既听到农户对相关部门提出诉求,也听到当地干部解释,“乡镇一级能做的大多是基础性工作,真正做成区域公共品牌需要更高层面去推动”。两边的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有局限。
“我以前觉得,很多问题只要重视就能解决。现在我知道了,即使重视,也需要时间、资金、人才和市场,缺一环都不行。”一名学生在调研报告中写道。
重新理解“人民”的含义
社会实践的第三重意义是,让学生在与具体的人的相遇中,理解“人民”二字的含义和分量。
在思政课堂上,我们经常讲“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一个抽象集合名词,学生很难产生切身感受。但在社会实践中,学生能够把“人民”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的人:80岁还在种葡萄的爷爷、凌晨两三点起来给葡萄套袋的大妈、为水源保护奔波的驻村第一书记、在群众间宣扬党和政府新政策的村干部……
在柏洋乡横江村,驻村第一书记缪程飞说:“乡村振兴就是要让村民成为参与者和获益者。”这句话饱含了基层治理的决心和情怀。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走遍了横江片区5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之后说出来的。
在霞浦县三沙镇东山村,学生们看到1997年前茅草房的老照片,对比眼前的美丽乡村,理解了什么叫“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致富”。
把思政课开在祖国大地上
思政课不能只在教室里讲,教师要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田野。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独特的思政课资源,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并转化。
宁德市就是一个有丰富教育资源的实践点。这里有“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有“四下基层”制度的起源脉络,有闽东革命史的红色记忆,有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和制度探索。学生在当地实践调研所获得的成长,与课堂学习形成了深度互补。
在实践中,学生们主动提问、追问、质疑、验证。他们既入户访谈,听农户的说法,也同当地干部座谈,在比对分析中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独立思考、辩证分析的能力,源于学生在实践调研中的自觉观察、提炼和总结,是自我教育最真实的成果。这也是社会实践的第四重意义。
学生们在实践中也发现了自己的位置。有学生说:“我以前觉得乡村振兴是政府的事、是农民的事。现在我意识到,如果年轻人都不考虑为乡村做些什么,乡村就没有未来。而我就是年轻人。”学生们开始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当作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来看待。这或许是社会实践给予学生最宝贵的礼物。
引导学生成为观察者、思考者、参与者、行动者……我想,开展思政课实践教育的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系上海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03日 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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