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

　　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而且具有世界性，他所回答的“人如何共处”这一根本命题，至今仍敲打着每一个现代人的心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东侧的山墙廊柱间，雕刻着三位人类立法先贤的塑像：希伯来的摩西、希腊的梭伦，还有一张东方面孔——孔子。这座由赫蒙·麦克尼尔于20世纪初完成的群雕，将中华圣人置于世界文明殿堂之中。

　　游客们或许匆匆而过，少有人驻足细想：一位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哲人，为何能跨越两千五百年的时空，与摩西、梭伦比肩而立？答案其实并不玄奥——孔子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套伦理学说，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自觉形态。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西方称为道德黄金法则；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家庭伦理为原点，延展为政治秩序，这在整个轴心时代的文明谱系中独具魅力。

　　然而，当我们回望孔子形象在中国本土的流变史，却会发现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比山墙上的雕像复杂得多。近百年来，孔子的面容在国人记忆中几度模糊、几度扭曲。

　　早在《庄子》一书中，就出现了关于孔子的形象描述。庄子笔下的孔子，“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上身过长而下身短小，驼背，耳朵后贴，唯有一双眼睛“视若营四海”，目光如炬，仿佛要照穿世间的混沌。庄周虽是道家，仍给了孔子一双不凡的眼睛。到了荀子那里，孔子竟被比作驱鬼的方相氏，国字脸、乱发蓬飞、狰狞可怖。这种以恶制恶的想象，与其说是丑化，不如说是对孔子“正色立朝”威严的一种修辞。

　　到了司马迁笔下，孔子形象变得越来越具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与弟子失散于郑国东门，有人告诉子贡，东门外有个人，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听后欣然大笑，说“形状，末也”，而对“丧家之狗”四字深为认同，以为道尽了他周游列国、不为所用的漂泊况味。司马迁笔下的孔子不避丑陋，不讳困顿，反而在狼狈中显出一种坦荡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是圣人卸下面具后才有的从容。孔子对弟子解释：丧家狗并非无主之犬，而是主人新丧、灵堂已设，它徘徊不去，还想“有所施”——这正是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写照。

　　从庄子的冷眼到司马迁的温情，孔子从神话般的畸人，渐渐回归为一个有血有肉、执着而孤独的行者。

　　比文字更直观的是图像。汉代画像石上的孔子，是迄今为止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孔子视觉形象。山东微山岛西汉墓、洛阳烧沟61号墓、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山东嘉祥武梁祠……这些石头上刻着同一个题材：孔子见老子。执杖者为老子，捧雁（或斑鸠）者为孔子——雁是古代贽见之礼，表示晚辈对师长的敬意。画面上，孔子身形略小，姿态谦恭，老子更显苍老。有趣的是，工匠们往往在二人之间刻上一个小男孩——项橐。这个七岁孩童曾在路中央垒筑沙城，孔子车马到，他反问：“城避车乎？车避城乎？”孔子竟下车行礼，称“后生可畏”。项橐与老子本非同代，汉代的石匠却将他们置于同一画面，仿佛一场跨时空的三人对谈。这种超现实的构图，呈现出一种朴素的历史想象之美。

　　孔子一生求教，既问礼于老子，又折节于小儿，他的伟大正藏在这“无常师”的谦卑中。画像石上的孔子，没有圣光，没有冠冕，只有执礼的手势和低俯的眉目，像一个乡间敦厚的长者。

　　到了唐代，佛教本生故事画的传入，刺激了本土圣迹图的生成。五代周文矩的《圣迹图》虽真伪难辨，但至少说明中晚唐已有系统的孔子生平叙事图像出现。明清以降，木刻圣迹图大量刊行，从明正统九年张楷的29幅本，到乾隆、同治年间的百幅本，孔子的一生被细化为一个个场景：夹谷会盟、删述六经、杏坛设教、西狩获麟……图像越细致，孔子就越“人间”。他不再是纬书里“首类尼丘”的神异婴孩，也不是汉代谶纬中“孔子母梦黑帝而生”的天降圣人，而是一个会彷徨、会叹息、会对着川流感叹“逝者如斯夫”的哲人。

　　我常想，孔子的形象之所以如此耐人寻味，恰恰因为它从未凝固。每一代人都在塑造自己的孔子——庄子塑造了一个奇异而可敬的对手，司马迁塑造了一个孤独而执着的儒者，汉代工匠塑造了一个谦逊好问的长者，宋明理学家塑造了一个道统传承的宗师。这些形象相互矛盾，却又共同构成了孔子在中国文化记忆中的复杂性。

　　宋人唐庚在蜀道馆舍壁上看到一句题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曾被反复引用。“长夜”二字，描述的不只是黑暗的探索，也是一种等待，等待一个人、等待一道光来为混沌命名，为秩序奠基。

　　常常想起那个郑国东门外“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圣人孔子——衣衫朴素，面容憔悴，眼神里没有失落，只有希望，只有“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淡然和笃定。就像黑夜中的一点烛火，旷野中的一支爝火，不炫耀，却足以照亮方寸、最终照亮天地。

　　（作者单位：四川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20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