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研“长跑”赋能 给成果转化“加油”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落实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 教育强国建设调研行

　　一款候选新药，以合同总金额14.1亿元实现转让；一项空芯光纤技术，走出实验室、孵化出企业，引得产业龙头落子布局……今年以来，一批科技成果在暨南大学接续转化。

　　“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科研长跑。自创办以来，暨南大学就注重社会服务；学校复办后，更是重视科研与产业合作。学校瞄准国家战略和大湾区产业需求开展有组织科研，前瞻布局重点领域，为长周期攻关松绑，推动科技成果走向产业一线。

　　接续深耕，把优势特色传承下去

　　一只脊髓损伤后半身不遂的小鼠，在56天里会发生什么变化？

　　暨南大学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全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全国重点实验室）内，一块大屏正播放着动物实验画面。左边小鼠后肢无力，只能依靠前肢艰难爬行；右边小鼠虽有些踉跄，但已基本行动自如。

　　“你们看，左边是模型组的状态，右边是给药后的状态。”该实验室主任叶文才解释道，小鼠脊髓损伤的康复，得益于团队研发的候选药物JNY-6。今年6月，该成果以14.1亿元的合同总金额，转让给南京海鲸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刷新暨南大学新药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纪录。

　　从对药用植物一叶萩活性成分的分离鉴定与活性筛选，到设计合成系列衍生物、开展靶点研究、阐明构效关系，最终获得候选药物JNY-6，这条路团队走了20多年。

　　“新药研发是一场高投入、高风险的长跑，我们要做的就是守住原创的根基，努力从源头寻找突破。”叶文才回忆，早年的研究如同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曙光何时到来。所幸，暨南大学在体制机制上给予了充分支持，让科研人员得以长期潜心研究。

　　一款候选新药的突破，离不开科研团队多年的潜心攻关，也离不开学科建设的长期积累。

　　1981年，中国著名遗传学家林剑，调入复办不久的暨南大学。他将科研要与产业相结合的理念带入学科建设，围绕基因工程药物研究引进和培养人才、推动产学研合作。

　　“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有时间的积淀，不是三五年间可以做到的。”叶文才介绍，沿着林剑开拓的方向，暨南大学在全国高校中较早获得基因工程药物新药证书，并在时任暨南大学教授李校堃的带领下，逐步形成了以基因工程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支撑的研发力量。学校还陆续引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生等专家学者，接续攻关创新药物研发。2023年，暨南大学获批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

　　作为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长期面向海内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与港澳高校共建24个创新平台，并在广州、佛山、东莞、珠海等地建立6个地方研究院。全国重点实验室联手港澳高校，共建创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研究等联合实验室。学校还与老挝、柬埔寨等国合作，开展传统药物研发。

　　“没有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就没有高价值的原创新药。”叶文才介绍，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已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项、一类新药证书6件，孵化4家上市公司，辐射带动30余家医药企业。

　　选准方向，以大平台支撑大成果

　　今年6月，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计划，决定以3.06亿元收购领纤科技（南通）有限公司51%的股权。

　　这家专注空芯光纤研发与产业化的企业，助力中国移动开通800G空芯光纤传输技术试验网，并创下83公里最长单跨拉丝长度等多项纪录。很多关键技术，来自暨南大学教授汪滢莹团队。

　　“早在2018年，我们就建立了对空芯光纤技术的信心，当时关键指标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但这不等于产业时机成熟。”汪滢莹回忆道。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最大的挑战之一。“项目太前沿了，又需要重资产投入，可能要等10年。”对汪滢莹团队而言，空芯光纤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不仅需要攻克技术难关，还要找到与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路径。

　　如何更好地推进成果转化，暨南大学一直在努力探索。2022年6月，暨南大学依据赋权试点政策，对汪滢莹团队的多项空芯光纤核心专利进行“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公示，转让意向明确为“技术入股”。

　　权属分明，钱的问题才跟着有了答案。2024年1月，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拨投结合”方式提供关键经费，为技术的后续研发和产业化打开了空间。

　　汪滢莹团队的成长并非孤例。早在谋划“十一五”发展时，暨南大学便将光电列为重点培育方向，为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和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高校应把国家‘非做不可’的战略急需任务，与自身‘非我莫属’的资源禀赋统筹起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校长邢锋说，学校布局科研方向，既要着眼技术前沿，也要考虑自身基础和大湾区产业需求。

　　方向既定，关键在人。2009年，关柏鸥教授加入暨南大学，创建光子技术研究所。这一机构之后更名为光子技术研究院，从起步时仅有数人的队伍，逐步发展成为汇聚多个研究团队的科研平台。

　　“这相当于一个学术‘特区’、人才机制的‘试验田’。”暨南大学科学技术研究处处长陈填烽说，作为校直属科研机构，研究院在人才引进、研究生培养资源配置等方面拥有更大的统筹空间。关柏鸥等学科带头人据此引进所需人才，汪滢莹也是在这一机制下进入学校的。

　　如今，学校已逐步形成光电信息与网络安全、生命健康与生物医药、先进材料与绿色工程3类科研集群。

　　松绑赋能，为科研长跑增添动力

　　一款产品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签下转让合同只是开始。成果如何定价、收益如何兑现、风险由谁承担，都需要在转化机制中找到答案。

　　暨南大学教授丁克团队合作研发的肿瘤治疗相关成果JND30134，便探索了一种与研发周期相适应的转化方式。

　　2019年8月，暨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将该药物的全球开发、注册、生产和商业化权利，独占许可给上海海和药物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总金额达8.55亿元。

　　与一次性买断不同，这份合同采用分阶段付款机制：首付款后，企业按开发里程碑和销售里程碑支付相应款项，产品上市后还需支付销售提成；获得许可后，企业负责投入后续资金，推进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直至取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

　　“不同模式对应不同的成果成熟度和产业化需求，核心都是让科研人员有更充分的转化自主权，也让企业能够根据技术开发进程安排投入。”陈填烽介绍，暨南大学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优先运用市场化方式，通过协议定价、价值评估、挂牌交易等路径分类施策。

　　成果走出实验室，不仅需要有人牵线、有人服务，更要让创新者获得应有的回报。

　　暨南大学通过定期举办“科创下午茶”等活动，为科研团队与企业、投资机构搭建对接渠道；法务等部门也参与成果转化服务，协助审阅、修订合同。成果转化完成后，学校将转化净收入的85%奖励给完成团队，5%奖励给所属学院，10%留存学校用于科研建设。

　　“从政策支持到部门联动，完整的成果转化链条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搞科研。”叶文才深有感触地说，“学校还鼓励我们积极承接横向课题，并在职称评聘中予以倾斜。”

　　制度激励带动成果持续走向产业，“十三五”以来，暨南大学近300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成果作价入股且孵化30余家科创企业。

《中国教育报》2026年11月11日 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