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当我们赋予教师这份职业无上崇高的评价时,也无法避开这样的事实:不是每一束阳光底下都通明澄澈,不是每一个灵魂都可以被感动。
这几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罗某杀师案即是明证。
事件的回放令人触目惊心。11月12日,湖南省益阳市沅江第三中学16岁的高三学生罗某,在办公室里向自己47岁的班主任鲍方连刺26刀,终致鲍方因抢救无效死亡。
一个高中生,仅仅因为不满老师多布置了一些作业,竟然拔刀相向,以致酿成无法收场的悲剧。这样的情节,说出来难以置信,却又实实在在发生了。
鲍方是一名优秀教师,曾经获得过益阳市优秀班主任称号,在学生心中幽默、随和而不失严厉;而他的学生罗某,成绩优异,曾是班级第一、年级前十的优等生,喜欢健身、网游和漫画。“成绩好,懂礼貌,孝顺”是罗某的邻居们对罗某的共同感受。
“尖子生”杀师,到底折射出了什么?
教育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教育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当然不需要。所有的教育者都希冀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师生彼此崇拜,培养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但现实却总有距离。近年来,为教育事业付出生命代价的又何止鲍方一人?学生杀师案屡有发生,实在令人痛心。
2015年12月,湖南邵东创新实验学校。严格又慈爱、被学生私下称为“照顾小鸡的母鸡”的腾老师,在办公室约谈学生龙某及其家长,被龙某持刀杀害。究其原因,竟是因龙某成绩下滑,腾老师希望他能尽快收心。
2013年9月,江西抚州临川二中。一名高三学生因不满班主任孙老师的严格管理,将其残忍杀害。令人扼腕的是,80后的孙老师女儿尚未满周岁。
2008年10月,山西省朔州二中。一名教师被高一学生刺死,杀师的学生留下“死亡笔记”,“我就是个坏学生,还坏到家了……我恨老师,恨学校……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
2006年9月,湖北天门市某校。一高三复读生徐某在班主任刘老师查寝时,趁其不备用刀将其刺死。刚陪儿子过完4岁生日的刘老师年仅29岁。
……
惨象,已经使人目不忍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但如今,教师的生命被夺取的案例却时时如梦魇般存在。当一个个少年向自己的恩师挥起屠刀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早已被他们抛诸脑后。
我们的学生怎么了?为什么教师非但得不到尊重,反而要以鲜血来偿还,以生命为代价?连日来,苏州一中特级教师王开东发出的这一系列追问,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
谁之过
痛定思痛,我们仍要追问,到底谁是罪魁祸首?
监护缺失和娇惯纵容的家庭教育,急功近利和政绩第一的教育理念,矛盾暗生和分数至上的师生关系,向来忽略却普遍匮乏的心理疏导,一直缺席却至关重要的生命教育……似乎个个都是这起悲剧的帮凶之一。中青在线亦有评论认为,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观念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知名教育专家李镇西看来,不能在分析类似悲剧时总是责怪“应试教育”,“不管什么教育,都没有教学生杀人”。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袁林亦认为,不能将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简单归咎于社会外因。“内因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都不一样。”袁林表示,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体察入微,尽量和受教育者成为朋友,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而非管理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设定。
袁林的指向,还是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舆论也普遍认为,罗某的偏执性格是引发悲剧的主要原因。
有分析认为,与此前发生的一些“杀师”案相比,杀师者大多属于成绩较差、调皮捣蛋、不愿服从老师管教而怀恨在心等情况。而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让许多人不敢相信的是,罗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差生”,而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学生”。在不少师生看来,鲍方甚至一直把罗某当自己儿子看待。
对此,王开东有自己的看法。
“越是优质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越是优秀学生,心理健康往往越难得到保证。”王开东表示,“原因不难理解,一是成绩好,整个人沉浸在分数之中,形成内向型性格。二是成绩太好,教师和家长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压力过大。三是成绩好的学生,在班级之中往往遭受其他学生的羡慕嫉妒恨,没有朋友放松地贴心交往。”
据媒体报道,沅江第三中学这所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省级示范中学,特点之一是“生源条件较差”,来自农村的学生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就意味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付出更艰辛的努力。而在一个封闭式管理环境内,如果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心理问题。沅江三中校长刘坤龙案发后即表示,“我们学校已经许多年没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了”。
“就事论事而言,建议学校以后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对每个学生进行人格健康评估分析,尤其注意人格不健全、性格分裂、家庭关爱缺失、家庭关系紧张、留守学生等群体。”网友子牧表示。
“偶然”的背后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教师如何尊重学生的选择、如何与学生友好地相处,也因此事引发了大讨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受教育者已日益多元化,不能再按照同样的标准和路径要求有不同追求的人。“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让受教育者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就是最好的教育。”储朝晖说。
言下之意,似乎指向罗某的人生态度。据新华社报道,罗某曾经给不止一个同学讲过,自己只想考取本市一所普通二本学校。罗某对自己这个规划的解释是:“我只想过轻轻松松的生活。”
但现实却是,身负教师与家长的厚望,罗某似乎无从选择。所以,他的内心始终有难以放下的怨恨。
“老师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优秀老师,凭什么我们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最优秀的学生呢?”王开东语出惊人,“所以,我们要保留学生选择不优秀的权利。”
除了尊重学生的选择,处理师生之间的小冲突也需要技巧。
“导致学生行凶的直接诱导因素是教师占用了学生的休息时间,又责怪学生并且给家长打电话,同时让学生转班。我们是成人,对于休息时间被占用也很生气,对于玩性很大的孩子更加可想而知。”在《教师博览》发起的“鲍老师被杀害之后”的话题讨论中,这一说法也令不少教师同行深思。
尽管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罗某杀师的理由,但细究之下,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发师生冲突的起因大多是诸如此类的一些小矛盾。而如何避免这些事情,教师的处理方式也很关键。
罗某杀师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不宜“上纲上线”。
“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个别老师恶性体罚学生,就断言中国的所有孩子失去了安全的学习环境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因个别学生杀死了老师,便断言‘现在教师生存环境普遍日益恶化,以后的教师没法当了’。”李镇西说。
但是,反思仍不可少。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折射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哀,带来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阵痛,还有一个群体的唏嘘与社会的阴霾。什么时候校园才能彻底远离死亡、远离痛苦,真正让师者乐教、学者乐学?这大概是所有教师与学生心头之问,也是他们理想的彼岸。
《中国教师报》2017年11月2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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