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制艺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到了明清时期，它的腐朽性日益显露出来。明代以八股取士，必须以“五经”中的辞句命题，所以八股文又称“四书文”“经义文”，又有“制艺”“制义”等别称。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将目光移向文人自身，以文人人格失落反思八股制艺的弊端，进而反思整个封建文化的价值体系，作品写尽科举制下文人的心态。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大约写了一百多年的故事，塑造了二百多个人物。写得比较成功的是那些具有否定性格特征的“儒林”人物，这些人物大致可以分两类：第一类人物如严贡生、张静斋、王德、王仁等，乃是儒林丑类，作者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第二类人物如周进、范进、王玉辉、马二先生等，属于可鄙可悲的类型。至于与这些人物相关联的其他人物，如杨执中、牛玉圃、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辛东之、金寓刘等，因走不通科举这条荣身之路而奔走于官吏、乡绅和盐商之间，作者给予这些假冒文士的讽刺也是辛辣的。

如果说魏晋文人由于在“贵无”思想支配下保持对人格本体的追求，以及自身的强大世族经济和政治上垄断荐举的特殊地位，他们有条件形成群体的个性特征，那么到了吴敬梓生活的清代康乾时期，随着理学地位的逐渐巩固和八股制艺的强大控制力，文人从整体上已经失去群体独立人格的锐气和动力。当时的文人被八股和理学打击得溃不成军，他们不仅缺少“以道自尊”的责任使命感，而且让八股制艺扭曲了自己的人格，成为被驯服的奴才。

正是出于对魏晋风度的仰慕和追崇，对文人群体人格复归的强烈愿望，吴敬梓才在《儒林外史》中写出了与魏晋风度相似和对立的两组人物。吴敬梓借王冕之口说出的“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的对立，预示着全书两大形象体系的对立：一边是以牺牲自我与个性为代价追求功名富贵的利禄之徒；一边是保持独立人格，讲究文行出处的潇洒士人。二者水火不容，泾渭分明。

作品中与魏晋风度相似的文人当以王冕为代表，从王冕到杜少卿，到四个“市井奇人”，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现实写照，而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具体化身。与这些理想人物水火不容的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丑态，才是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又令吴敬梓一类有识之士忧虑不已的儒林实相。吴敬梓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儒林群丑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和堕落。如果说范进的中举变疯和周进的悲撞号板写出了世人因迷恋功名而被动失去自我的话，那么匡超人和牛浦郎则是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典型。这两组人物的走向显示出这些丑类在人格意识的扭曲方面越陷越深的趋势。

《儒林外史》通过许多人物故事，生动表现了八股取士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支配力和诱惑力。例如周进，考到六十岁连一个秀才也捞不到，不仅物质生活困苦，精神生活也饱受屈辱。周围人都嘲笑他、欺压他，他仍不绝望于科举，遇到贡院便要进去看看。又如五十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了二十几次才中举人，梦想实现的时候，惊喜交集，以致发疯。小说通过二人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八股制艺是如何摧残士人心灵，造成他们人格堕落的。通过对周进、范进二人由可笑到可悲的变化过程，人们感受到吴敬梓给可笑注入的辛酸，给滑稽注入的哀愁与痛苦，因而更能发人深省。

抓住“学而优则仕”这个要害，吴敬梓以文人人格失落来反思八股制艺的弊端，通过一系列艺术形象告诉读者，在明清时期，所谓的“学”就是程朱理学，所谓的“优”就是揣摩上意和作弊的功夫，所谓的“仕”更是裹着糖衣的砒霜。

《儒林外史》是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将悲与喜、美与丑、崇高与滑稽融合无间，将滑稽故事、讽刺喜剧、生活相声等艺术手法融进小说，使作品呈现戏剧化的特征，既不同于西方讽刺小说的笔法，亦有别于中国其他讽刺小说的格调，从而将讽刺小说推向巅峰。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东县双甸中学）

《中国教师报》2017年11月15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