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的翅膀呼唤自由的天空

我国一直倡导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教育家”？什么样的天空能够涌现“教育家”？什么样的大地适宜“教育家”办学？什么样的机制鼓励“教育家”办学？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教育家”

当年陶行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第一流的教育家”。他说，第一流的教育家应该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体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我认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就是思想要想得远；“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就是行动要放得开。无论“创造”还是“开辟”，他都必须是一个思想自由、行动也自由的人。

今天，教育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有超越世俗的高远追求。即心灵舒展，不被世俗的名利所累，不会“心为行役”。第二，有富于创见的教育思想。即精神解放，唯真理是从，不迷信任何权威。第三，有百科全书式的学养。即视野开阔，思考才能独立而有远见。第四，有长期的一线实践。即行动自如，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受任何人干扰和束缚。一句话，教育家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人。

马克思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真正的自由，其内涵本身就根绝了所谓“无法无天”的意思。

什么样的天空能够涌现“教育家”

任何杰出人才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名师是‘打造’出来的吗”，我说“名师”不是谁“打造”出来的，是人家自己成长起来的。教育家也是如此，根本不是谁“培养”的。我们能说陶行知是谁培养的吗？蔡元培、晏阳初又是谁培养的呢？教育家更多的是在自己持之以恒的实践与反思中成长起来的，是自己“生长”出来的。虽然教育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教育家的诞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成长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通过各种工程“培养”教育家，不如为教育家成长提供适宜他们成长的空气、土壤、水分和阳光，还有他们自由飞翔的天空。

我们要特别宽容教育家的个性。凡是具有创造性实践精神与能力的教育者往往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他们有自己“标新立异”的思想，有自己“别出心裁”的表达，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扼杀了教育者的个性，也就扼杀了教育者成长为教育家的可能。

当然，尊重个性并不是取消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党的教育方针是我们教育者应该遵循的指南。但任何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都不能取代千千万万一线教育家富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实践。

因此，只有自由的天空才能有飞翔的翅膀。

什么样的大地适宜“教育家”办学

“自由的土壤”才适宜教育家办学，我们要允许教育家有自己一整套的办学思路，只要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教育法规，就应该充分给教育家以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在“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学校文化”“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人事管理”“财务支配”等方面，都能够“校长说了算”。有时候，给学校一些办学自主权，学校必然迸发活力。

这里讲一个案例，关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两自一包”改革。为破解政府与公办学校“管办不分”、公办学校办学活力不够、教师编制不足、进出渠道不畅、经费管理缺乏自主、绩效杠杆不灵等问题，成都市武侯区2014年在新建成的川大附中西区学校率先探索了“管理自主、教师自聘、经费包干”的“两自一包”办学模式。具体做法是：

“管理自主”：将原来由武侯区教育局管理的学校发展规划、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设置开发、教师及其他职工聘任、中层干部选聘、学校经费支配等权力还给学校。“教师自聘”：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力资源标准，自主设定岗位、制定人员招聘方案，报教育局审批。建立“公布招聘信息、接受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岗位聘用、签订劳动合同”六个规范流程，校长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完成教师招聘，纪检部门选派人员实施过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经费包干”：包干经费由生均公用经费总额和教师人员经费（按生师比核定数）之和组成。分年度一次性打包划拨学校，由学校自主管理使用。学校设施设备、基建维修等项目所需经费不在包干经费里，需要时由区教育局划拨。

经过3年改革，学校办学活力逐步彰显，区域教育治理能力获得发展，质量得到提升。

严格说起来，“两自一包”办学模式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只是恢复了学校管理应该有的样子。就像1978年的小岗村村民决定实行“大包干”，一旦将土地还给农民，农民种自己的地就能上心，从而就能获得丰收。所以，无论是武侯区的“两自一包”，还是当年小岗村的“大包干”，毕竟还是对现状的改变，是一种“变革”。

什么样的机制鼓励“教育家”办学

学校管理的放权在国外有一些做法。我们知道，美国的特许学校是经由州政府立法通过，特别允许教师、家长、教育专业团体或其他非营利机构等私人经营、公家负担经费的学校，不受例行性教育行政规定的约束。这类学校虽然由政府负担教育经费，但却交给私人经营，除了必须达到双方预定的教育成效之外，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为例外特别许可的学校，所以称之为“特许学校”。它是政府和办学者商量如何办的学校，商量好后，政府给钱，办学者办学。

特许学校的特点是，学校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通常3-5年），学校必须在契约规定期间保证达成双方认可的经营目标。这种目标通常是以改进学校教学现状为主，因此多数属于教育革新的实验学校。正因为是教育实验性质，所以特许学校通常可以免除例行性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如各学科授课时数、教学进度、教师工作准则、薪资规定以及例行性的报表等。

我期待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学校：第一，由政府考核审定聘用教育家，钱由政府出，政府当然有权决定谁来办学；第二，由政府与教育家之间商定办学目标；第三，政府出资，教育家办学，签订合同；第四，合同期间，政府不再干预学校事务，让校长自主决定学校的一切；第五，根据相关法律和双方的契约，保证学校的健康运行和发展；第六，合同期满，由政府主导第三方机构对学校办学进行评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鼓励教育家办学，最重要的是改善校长的人文环境，特别是应给校长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但我要说，校长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对学校来说更是致命的威胁。现在的教师有些时候忙的并不是教学的事，而是一些应付；可校长的自由时间比教师更少。

我们身边的校长，每天有多少时间真正花在教育身上，而又有多少精力耗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什么都要“从娃娃抓起”，结果都要由校长抓。校长苦不堪言，教育家从何诞生？

苏霍姆林斯基是我们公认的教育家。今天，让我们看看苏霍姆林斯基每天的工作状态：

早晨7点到7点半，苏霍姆林斯基在校门口迎接每一位学生，也迎接每一位教师，然后他开始转校园。8点钟开始，苏霍姆林斯基便在办公室检查全校学生的作业。检查完作业后，他便去上课，一节或两节。然后听课，并和教师交换意见，这样一直到中午。下午2点，学生放学回家了，而这一时间到下午5点，是苏霍姆林斯基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下午5点后，学生又回到学校开展各种活动，苏霍姆林斯基又来到孩子中间和他们一起活动，一直到下午7点钟。7点到8点是学校的晚会时间。学生回家后，苏霍姆林斯基又回家写作，一般要写到子夜一点，如此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看到这些，我们每一位校长想必是“羡慕嫉妒恨”吧？正是这样。这样的纯粹，苏霍姆林斯基最后成为一名世界闻名的大教育家。而如果我们的每一位校长都能拥有这样的“宁静”和“纯粹”，可能教育家也会层出不穷，中国教育的天空必将群星璀璨……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

《中国教师报》2018年01月03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