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古平：一个“令人生厌”的老人

刘古平先生自嘲自己属于“三无”人士：无学历、无头衔、无单位。75岁了，阅读写作的劲头依然不减，对教育的关注更是不减。每每对一些教育观点总会冒出来评说一番，不分对象年龄，貌似万精油，着实“令人生厌”。这不，前些时候就因为一句“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被人调侃了一下。

老先生的可爱之处恰恰在此，至少他在评说时会引经据典，避免瞎评，尽管每个人所学有限，至少这么大年纪了，依然尽最大可能在学，比起那些著作等身、自己很少读书却劝人读书的名流来，我以为老先生似乎更喜乐一些。

刘古平先生的可贵之处在“局外人”的角色对教育关注远甚于我们这些教育人。我认识他是在“高效课堂”甚嚣尘上，以及各类教育模式如雨后春笋的那几年，因为对某些言论的质疑，老先生被踢出某些论坛，甚至遭致个别人的诅咒与恐吓，也因为我有类似的遭遇，有人向他介绍了我，于是互加了QQ。就这么一来二往我们成了熟人。

聊天中得知老先生是民国教育家刘百川先生的小儿子，退休前是搞建筑技术的，退休后由研究父亲的教育主张与教育经历而慢慢关注民国教育史以及当下的基础教育，且颇有心得。我在2011年还专程去徐州与老先生聊了3天。老先生认为，今天大家争议的许多教育问题，翻翻《国民教育文库》，就会发现由来已久了，而且不少问题人家早就搞明白了。比如他的父亲刘百川1926年的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就提出了“自觉终身学习是教学的目的”的主张。

去年老先生写过一篇《爱因斯坦揭开的教育秘密》，他说：“我写这篇文章就是看到一些学者写爱因斯坦‘论教育’，却把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提出的‘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安到爱因斯坦头上，这种睁着眼胡乱编造是当今学术浮躁的体现。”对此，我深以为然。其实，即便类似怀特海这样的表述也是有其特定的语境的，离开了那个具体的语境，难免曲解。

谈起“跨界”，刘古平先生显得有点自负，且看他下面这段文字：

说跨界，我是真真切切的跨界。国内房地产中提出“拐点”，我就直言不讳批评这是明显误读。《误读“拐点”凸显经济学者的短板》，这篇文章载于2010年，就挂在人民网首页。让人郁闷的是百度中有个条目，是某教授关于“拐点”的解释：所谓“拐”，原是高等数学中的一个概念，应用到传媒领域，是指中国媒介改革还存在很大的增量空间。但是，如果按照现行的发展模式、发展框架发展下去而不做变革，这种增量空间就很难得到挖掘。这位教授认为，挖掘增量空间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宏观体制的改革，从体制层面放宽传媒改革的领域。二是媒介传播者自身，要对媒介的生产方式、生产流程、运营价值链的建构、市场机会点的把握方面有一个全新的整合与操作。

显然该教授的拐点是只增无减，并不是真懂。刘古平先生认为，上述问题，专家们读读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交叉学科技术丛书》也许就不会闹笑话了。

还有一回老先生在一微信群里对一位年轻教师的跨界悖论之说提出了批评，希望他行文要避免干涩。老人家说：“真正的跨界是边缘科学交叉学科，许多人说的跨界都是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而已。”话不中听，却不无道理。我们这些常写文章的，写写难免煽情，也难免干涩，更难免不知所云，我也有同样的经验。

老先生下面这句话更自负：“我有许多事情是深思熟虑的，我不混银子，只对科学概念负责，只是希望砖家们不要胡乱忽悠。”

他这话对不对，我不好判断，因为许多东西我是欠学的。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这话太难听，会让人生厌。不过我还是欣赏老先生较劲的态度与好学、好争的行动。我总想，行文说话还是审慎一点好，固然要做到没弄明白的要尽量弄明白，还要避免干涩，避免煽情。尽管难，还是要知难而行。

维特根斯坦有言：“语言给每一个人设下相同的圈套；它是一个巨大的网络，容易使人如入歧途。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人走在相同的路上，并且事先就知道他会在哪个地方拐弯，哪儿笔直朝前走而没有留心旁边的岔道口，等等。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所有的交叉口上竖起路标，以便帮助人们通过危险的地段。”。我想写文章的人群中如果多一点像刘先生这样“令人生厌”的人，或许维特根斯坦所祈求的“在所有的交叉口上竖起路标，以便帮助人们通过危险的地段”的追求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中国教育报》2018年12月1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