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2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1年设立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简称海委会（IOC），是联合国下属唯一负责有关海洋科学及服务的机构，下设两个区域分委会以及若干区域性计划委员会，其中一个区域分委会是西太平洋分委会（WESTPAC）。大概看中我在一些外事活动中的表现，当时的国家海洋局动员我竞选WESTPAC副主席。就这样我成为WESTPAC首届的两位副主席之一，主席是日本的Nemoto教授。Nemoto教授不幸在当选主席半年后就因病去世。国家海洋局提名我去竞选这个职位。竞争WESTPAC主席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IOC秘书长Kullenberg先生要考察我是否能胜任，让我参与一个专家组，观察我在会议上与其他学者交流、表达不同意见、协调等能力；其次还有另一位副主席的问题。最后在复杂的背景下，我被任命为代理主席（Acting Chairperson），干了一段时间后再成为期间主席（Interim Chairperson）（主席只能大会召开时由会员国选举产生）。1993年，在曼谷召开的WESTPAC第二次大会上,我正式被选为主席。

在我任主席期内的WESTPAC有三点工作是可以称道的。一是WESTPAC早于IOC涉足海岸带综合管理，在举办的科学大会内容及合作项目上都有体现。而IOC因职责只限于自然科学未能早日涉足此重要方面，直到进入21世纪后，IOC修改了其职责后才正式涉足海岸带综合管理。二是对于IOC推动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WESTPAC因为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仅对沿海观测部分感兴趣，这与发达国家更重视深海大洋观测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下，WESTPAC争取到经费成立了以近海观测为重点的东北亚区域海洋观测系统（NEAR-GOOS）。三是修订科学计划框架，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学科的发展，而IOC在进入21世纪后才对其科学计划框架做了类似的修改。

在WESTPAC主席任期中，我曾于1993年竞选过IOC的第四副主席，并成功当选。两年任期中我参与过IOC的主席会议，这个经历让我学习到了从宏观看IOC的问题。

IOC主席层的任期是两年，1999年IOC主席、加拿大的Holland先生两届任期届满。国家海洋局决定提名我竞选，并广泛争取各会员国的支持。最后，我在1999年IOC大会上竞选成功，两年后于2001年再次当选。

四年的IOC主席对我又是一个新的经历。主席的任务是在大会及执委会上让会员国充分但有效地发表意见、能求大同存小异达成共识、并形成可实施的决议或行动。在休会期间主席则需要协助IOC秘书长对这些决议或行动理出重点，并监督其执行，对此我采用一年两次的主席会议来实施，并充分调动前主席及副主席的参与。这种主席会制度以前也曾偶有实施，在我任上将之规范下来，后来一直延续着。此外，在休会期间，主席还要在秘书长的配合下，出席一些场合去为IOC争取其应有的地位与利益。

在为IOC争取其应有的地位方面，值得一提的有三点。一是我当选后不久适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IOC职责修改的问题，这时突然遇上因教科文组织内部原因而产生不利于此修改方案通过的形势。我一方面与一些关键会员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沟通，一方面与IOC秘书长Bernal先生共同起草了一封逻辑性强、态度坚决又措词恰当的发言稿，最后有惊无险地通过了IOC职责条款的修改方案。二是与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的沟通，他刚上台时对IOC的一些特殊性质与地位认识不足，我适时地与他多次接触，不卑不亢地持续提出我们的看法，最终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支持。三是与IOC秘书长Bernal先生配合，通过在联合国举行的有关海洋事务非正式磋商会上的几次发言，让有关国际组织认识到，IOC除了是联合国在海洋科学方面的重要职能组织外，也是一个可作为近海及海洋事务的协调机构。

我与IOC的工作联系断断续续一直到2010年。回顾这20年来，参与教科文组织等国际事务虽然占据了我不少的研究时间，但这是时间用得是有意义的，是为国际及国家的海洋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的。（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原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苏纪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