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信道信仰真，陶德麟先生的三个“执著”

武大人无论走到哪里，有八个字常在心头回响：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这八字校训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陶德麟担任校长任内拟定的。陶德麟掌校时期，秉承这一校训精神的武大师生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学校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武大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只是陶德麟激荡人生的一个截面。他的人生的每个节点都充溢着胆识与锐气，体现出坚如磐石的信仰与执著。从青年时期求学开始，他的一生都扎根于珞珈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将个人的学术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

5月24日，陶德麟因病医治无效在汉逝世，享年89岁。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生前曾说过：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师李达一样，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执着于真理，坚守学者的本质

——师从李达，勇于发声，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正的学者，心中都有两盏灯，一盏是希望的灯，一盏是勇气的灯，有了这两盏灯，无论在多么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他都会举灯一路向前。

陶德麟与哲学结缘，离不开一个人：李达。1952年2月，李达同志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陶德麟是大四的学生，奉派为李达整理讲课记录，成为李达的得力助手和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终身职业。

“马克思主义不是饭碗，而是武器。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能像摆摊子的小贩，天气好就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李达的肺腑之言和言传身教使陶德麟深深感动和折服，也激励着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奋斗终身。

1961年，李达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1965年冬，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正当他继续编撰下卷《唯物史观》时，“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德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

“文革”结束后，陶德麟怀着满腔热诚，迅速投身党的理论事业。1978年，他全身心参与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批驳“两个凡是”，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在同年第10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他也因此被理论界称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

在出席真理标准讨论会期间，陶德麟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给李达同志的三封论及理论问题的信，经党中央批准后在《哲学研究》首次发表，对当时促进理论是非的澄清起了重大作用。

武大哲学系毕业生、原校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教授说，“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有此情怀。”

执着于创新，坚守学术的本质

——爱智求真，关照现实，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几十年来，陶德麟倾心于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黑格尔说过，‘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陶德麟认为，正因为八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在陶德麟的学生、武大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陶德麟先生学术研究的根本旨趣，他的学术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致思旨趣。”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始终坚持党的理论创新到哪里，自己的学术研究就到哪里。进入新世纪，陶德麟理论探索的重心转向对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术阐释。他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宣讲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起时代的强烈共鸣。

为了心中坚如磐石的信仰，陶德麟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社会的实际，所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的。”

因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贡献卓著，陶德麟被学界同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执着于责任和爱，坚守教育者的良知

——笃志育人，春风化雨，发掘学生个性和长处因材施教

陶德麟一生追随党的教育事业。从1953年留校执教到2018年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他在武汉大学工作达65年之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管理工作中，他表现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师德。

学科的发展往往是几代人积累而成。陶德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长达40余年，带动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人才迅速成长，使他们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更是孜孜不倦传递真理的播火者。

武大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回忆起，去年在恩师家里，陶德麟忧心地说，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真相。“他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过程，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这一幕，激励着何萍矢志不移地完成导师的遗愿。

陶德麟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几十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前线。作为教育者的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汪信砚讲过一个故事。1982年，他读大三，与几个同学饭后散步，其中一位提议，“陶先生是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我们听过他的课，但没和他交谈过，不如现在去他家请教吧。”于是四个年轻人敲响了陶德麟的门。

陶德麟热情地将他们迎进门。师生几人在陶德麟家狭小的客厅里促膝长谈，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这段“贸然拜访”的经历让汪信砚对陶德麟颇为神交，促成了后来几十年的师徒深情。

陶德麟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说：“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按统一的工艺流程和统一的规格模式批量生产，千人一面，必须因材施教，使他们各有个性、各有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他十分重视德育工作，要求恪守为人的大“格”，把德育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并且这种传承创新落实到培养对象身上。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陶德麟的首届博士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如是感叹。（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