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我留在了以色列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我又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就如记忆之湖中投进几颗鹅卵石，我忍不住回忆当时在以色列留学的我在想什么、做什么，是否也曾担惊受怕，急着回家。随着记忆逐渐清晰，我仿佛又回到2003年的春天。 

负重前行

2003年寒假过后，是我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在我2001年入学时，以色列还不承认中国的高中学历，这是我到以色列后才知道的，因为我是导师亲自从中国特招带回以色列的学生，学校所有本科入学手续都是入境报到后补办。特拉维夫大学要求我入读预科班并参加以色列的大学入学考试（SAT）。对于13岁就入读音乐专科学校后再没系统学习过的我而言，以色列大学入学考试数学、逻辑、文学、英语四大类并重的考题无疑是晴天霹雳。

幸好在一年大师班课程结束后我的成绩不错，当时的鲁宾斯坦音乐学院（现赫曼梅塔音乐学院）院长，以色列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建筑师阿米·马亚尼教授，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情感的音乐家，因为我的学业问题向特拉维夫大学学术委员会上书，希望学校能充分考量我的成绩和实际情况，以及中国音乐学制的特殊性，对在以色列的困难时期仍愿意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的中国女孩作出合理评估和安排。写到这里，我不禁泪目，院长是我的贵人，他于2019年2月去世，享年82岁。

学术委员会就我的问题开过两次会，最终同意让我先就读大学一年级，但也为我继续后面的学业提出严苛的条件。当阿米告知我学校的回复时，我哭了，坐在院长办公室里，感觉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学习任务压得我抬不起头。阿米对我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是个性子容易暴躁的老头儿，现在却轻声而坚定地对我说：“努力学习是你的唯一出路，我已经申请继续给你提供全额奖学金，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但你必须足够出色才有可能留下来。”他起身，给我拿来一块巧克力，“回琴房吃了它，甜食让人快乐，然后做你该做的事，剩下的交给我。”

此后，我乌云盖顶一般生活了很久，时常哭泣，脸上很少有笑容，每天将睡眠压缩在4个小时内才能忙得过来，天天压力山大的样子让我的老师和同学为我忧心忡忡，他们都觉得学校对我的要求有些过分，却也无能为力，毕竟学习是我自己的事。其实，他们为我做了很多。有人每周都将课堂笔记翻译成英语交给我复习，有人把母亲做的点心带来让我品尝，有人邀请我去家里度周末放松身心，系主任还为我的事专门和学术委员会的一位教授理论过。

妈妈，我想回家

就在我艰难负重前行的时候，2003年初春，国内暴发“非典”疫情，以色列几乎天天报道此事，我担心父母的健康安全，情绪更加焦虑。与此同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再次陈兵海湾。那段时间，从议会到咖啡馆，从电视访谈到大学课堂，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的讨论异常热烈。

作为一个生长在和平年代与和平国度的孩子，我从没见过这种阵仗。学校里的美国学生都在商量是否回美国，其他人在等待学校的安排。日子一天天过去，以色列人却平静如常。我上课时发现以色列人开始布置地下教室作为防空洞，里面储存了一定数量的淡水和药箱等物品。

我的恐惧开始溢于言表，在一次重奏组排练结束后，我坐在学院大厅发呆，大提琴手伍迪坐到我身边，“嘿，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了？”他微笑地看着我，伍迪是天赋极高的大提琴手，演奏理智而富于思想性，他对学术有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人温和谦逊，善于思考。我点点头，“好像只有我害怕，你们都没事。”伍迪咧嘴笑了笑，“确实，你知道以色列跟中国不同，我们每个人都要服完兵役才到大学上学，很抱歉让你在以色列经历这些，但请相信以色列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好你。” 

对我而言，坏消息接踵而至，由于非典疫情加剧，以色列航空计划停飞中国航线，几乎与此同时，美军公布了对伊拉克实施空袭的时间，以色列所有国立大学一致决定不停课。我打电话给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得知使馆已经在做计划，一旦特拉维夫受到战事波及，将组织所有留学人员撤到以色列最南部城市埃拉特。

了解所有信息后，我打电话回家，告诉妈妈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几乎都计划回国了，虽然以色列航空停航中国，但可以转机回国，现在想征求一下家人的意见。其实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很害怕，我想回国。妈妈问：“学校和使馆有什么安排？”我只能如实相告。妈妈停了一会儿，语气坚毅而平静：“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回来，现在国内有非典疫情，你回来并不明智。中国的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如果战争不会波及以色列，你回国后却因疫情不能返回以色列上学，一旦留学签证过期，得不偿失。你的大学没有停课，说明情况并没有那么糟，再说使馆已经对你们做好安排，我觉得你应该留在以色列。”

我非常不争气地一下子哭了出来，“妈妈，我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我想你们，我想待在你身边！”母亲的声音依然坚定而温和，我几乎听不出她情绪的变化。“孩子，你不能回来，现在国内也是危险的，无法预料什么时候疫情才能结束。你在以色列的学习刚刚走上正轨，一旦泄气就更难了。”她顿了顿接着说：“孩子，妈妈这一生到现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但没经历过战争。这不是一般人能有的经历，既然前方都准备就绪了，你该体验一下，这样的经历太难得了，等一切过去之后你会从中受益的，孩子。”

我还能说什么呢？

也许我的情绪表现得太过明显，好像学院里就我一个胆小鬼，我用学院公用电话边打电话边哭的情形再次传遍学院各个角落。从那时起，很多同学见到我都会拥抱我，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知道我不打算回国后，平时锐利而挑剔的眼睛目光柔软：“就待在这里吧，不会有事的。你母亲是对的。”他停顿了一会儿，“下次打电话回去，替我问候你的父母，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

焦灼的等待

宿舍里欧美国家的学生陆续回国了，留守的几位也计划在战事开始前搬到耶路撒冷的朋友家住。老师们很关心我，下课后问我除了宿舍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居留，他们都把自己的电话留给我，告诉我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打给他们，不必害羞和犹豫。我忍不住问教管风琴的亚历山大教授，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害怕？这里有可能被战争波及，是战争啊！然而，这里的平静有序让我惶惑。亚历山大教授是一位很绅士的俄裔犹太音乐家，他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后都经历过什么，更应该去了解犹太人在欧洲流浪时都经历过什么。”我转头看向窗外美丽的校园，蓝花楹树已开始绽放花芽，那是一种如梦如雾的淡紫色花朵，开放时衬着地中海醉人的蓝天，美丽极了。教授说的话，我只能去了解，却无法想象。

后来我知道，学校和学院领导们开过一次会，在商讨应对空袭的方案时加了一条——一旦发生险情，将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双语喊话，确保我能听懂收到，学院负责琴房分配的教工茨维卡专门负责关注我的行踪，因为学校琴房隔音太好，一旦练琴时听不见通告，他会负责找到我并带我去防空教室。很多同学都自发协助学院承担寻找和保护我的责任。

2003年3月19日下午，特拉维夫大学发邮件通知所有老师、学生和教辅人员，美军预计20日当地时间凌晨5时空袭巴格达，学校不停课，如学生想在家中防范可选择不来上课，如要出门必须带上防毒面具。下课后，我带着茨维卡的嘱托早早回到宿舍，由于早就买好了储备食物，我不用再出门了。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她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她和爸爸会随时关注新闻，一旦空袭开始，马上打电话通知我，我们互道珍重。我知道妈妈是对的，现在我只想照顾好自己，让她和爸爸放心。

到了晚上，我发现我居住的6楼只剩我和东亚系中文专业的一个女生薇瑞德，她来找我，告诉我她就在房间里，如果我害怕或有需要随时可以找她。我又陆续接到住在北部的小预、新华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耶路撒冷几位记者朋友的问候电话，然后和使馆老师联系报平安，我的视唱老师鲁宾斯坦教授也给我打来电话，她如母亲般疼爱我，说明天一早她就来学校，我们一起吃午饭。21点整，我打开室友的电视，遵照电视教程，像拆礼物一样打开防毒面具的盒子，把它拿起来放到我的脸上比了比，低头看到盒子里还有一支阿托品针剂，这是一旦吸入毒气时用来阻断毒性的药物。几天来的平静和自持在看到阿托品的那一刻全线崩溃，我抱住自己的肩膀，在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的电视讲话中，失声痛哭。

午夜已过，我无法入睡，站在楼道的露台上看着静谧无声的街道。进入3月，以色列的花期到来了，这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北部戈兰高地加利利湖边盛放着野百合和阿特拉斯金穗花，南部地区开满了海葵花和银莲，眼前的街道绿树掩映，我无法想象这么美丽的国家、美丽的校园、壮观的图书馆和院长亲手设计监工的音乐厅将有可能毁于炮火。我想象着撤离的情景，甚至想象着妈妈打不通电话时着急的样子，我不记得在露台上站了多久，我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一阵风吹进我的脖颈，我打了个冷战，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此时已是午夜3点半，我回到房间，困意袭来，本想见证空袭的那一刻，居然在空袭前睡着了。

同担风雨后的彼此拥抱

不知睡了多久，电话铃声把我吵醒，是妈妈，她告诉我空袭开始了。我看了看表，已是早上7点了，地中海艳烈的阳光和往常一样照耀着我，我不知道留在宿舍能做些什么，还是决定去学校。我背着琴和防毒面具出了门，街上格外安静，雀鸟清啼，景色依旧很美，走在平日里车水马龙的爱因斯坦大道上，车比平时少了很多，连行人都很少。有一辆私家车停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们互道早安和珍重，挥手作别。

走进学校，露水和着青草的芳香让我很放松，院长秘书喂养的流浪猫破天荒地过来蹭我的腿，当我走进学院，大厅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看向琴房办公室，茨维卡迎了出来，这个魁梧的白发汉子，说话有时会因为紧张羞涩而结巴的男人此时眼里含着泪光，第一次拘谨地拥抱了我，然后给我拿来我最喜欢的琴房的钥匙，这间琴房有一架七尺斯坦威钢琴，窗户正对着学院里的步入式花园，那里有一棵绝美的蓝花楹树，盛开时的美景让人心醉。从此以后，这里成了我的专属琴房。

第一天相安无事，第二天风平浪静，第三天我知道可以放下心了。在空袭风险最高警戒的72小时里，特拉维夫大学的教职员工坚守岗位，服务学生。老师们授课如常，宽容理性。真正好的大学经历，不仅是拓展知识的边界、包容他人的想法、在不同社群中教导彼此探索新知，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得遇值得一生效仿的榜样。

我发现，在等待空袭的那个夜晚之后，我内心的某一部分发生了悄然改变。如果说2002年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触摸西墙之后给了我留在那里的勇气，那么我和老师同学一起经历这样的危机时刻，则给了我深入了解这片土地的信念与热望。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从内心真正拥抱以色列，拥抱灿烂的犹太文化，拥抱周围善待我的人们，悦纳命运如此不可思议的安排与馈赠。不再有抗拒和畏难，我的头脑和心情开始在这片土地绽放，我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希伯来语和各类通识课程的学习中。一个月后，祖国传来好消息，非典疫情得以控制。一年以后的3月，以色列教育部授予我免试入读大学的资格，我成为以色列建国以来唯一获此殊荣的学生，喜报发至音乐学院，院长让秘书将通告文件贴在学院入口处，告知所有人，我留下来了。

我的希伯来语越来越熟练，我在这里的生活越来越愉快，接连迎来属于我的高光时刻。我时常想，也许在我接受这里之前，这个国家就已经真心接纳了我。在我觉得自己准备好的时候，我走进政治学系“中东战争”和“犹太历史”的课堂，去寻找这个国家愈战愈强和不断创新的秘密。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有很多留学生归国，也有很多人留在当地，与那里的人共同面对、守望相助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2003年春天，我经历了祖国有非典、眼前有导弹的困局。旅以近10年，我亲历了以色列各种风云变幻，风雨共担的交情会引发人类心中共情的神奇能效，让人变得善于合作与相互信任。正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赫拉利所说：流行病真正的解药不是隔离，而是合作。如果这场疫情带来的是人类之间更严重的分歧、隔阂和不信任，那将是病毒的胜利。

现在我已为人母，但我仍无法想象2003年的春天，母亲决定让我留在面临空袭风险的以色列时她内心的感受。在此之后许多年间，我数次问起她当时的心情，她的坦然和笃定让我相信那就是她真实的想法。世间母爱有千万种，她的坚毅、勇气与慈爱至今滋养护持着我的前行，成为她的女儿是我今生最大的骄傲和福祉。

谨以此文献给妈妈：为了我的梦想，感谢您。（作者叶紫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古典音乐表演艺术家硕士，现任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高级讲师）

来源：神州学人（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