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至14世纪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与疆域管理

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历代王朝以及各政权的疆域不同，既需要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境之中整体理解中国的历史疆域，又需要在现实中正确理解“中国”空间范围的含义及其形成。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疆域的思考和争鸣。尤其是随着对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重编改绘工作的推进，如何划定中国历史疆域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这个疆域范围不是中国王朝史上的最大疆域，也不是历代王朝疆域的叠加，它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时的疆域，代表了中国历代政权和各民族共同缔造国家的历史过程和最终结果。

多政权的疆域扩展

中国历代正统王朝、区域政权和民族政权的疆域各有不同，疆域复杂的变迁过程以及对疆域的管理方式，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10世纪到14世纪，中国经历了多政权分立到蒙元统一的过程，各政权的疆域有所变化。

北宋基本上恢复了唐朝后期的疆域，这是中原王朝传统的统治核心区域。南宋时期，澎湖地区纳入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辽朝位于北宋以北，由一个地区部落联盟成长为东北亚局势的主导者，东北疆域到达鄂霍次克海。辽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接界，北部疆域到达贝加尔湖南岸，西部疆域越过阿尔泰山，到达斋桑泊以西、额尔齐斯河流域。金朝灭辽后，取得了辽朝的大部分疆域，分布在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上的吉里迷和兀的改人都归附了金朝，北界的火鲁火疃谋克地处外兴安岭南侧。

9世纪20年代，蒙古高原上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逐渐衰落。840年，回鹘可汗为黠戛斯所杀，都城被攻占，牙帐被焚烧，汗国崩溃，部众离散，大部分回鹘人离开蒙古高原，在庞特勤率领下向西迁移。到达天山南路和葱岭以西的回鹘人与当地的葛逻禄、样磨、处月等部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迁往河西走廊各地的回鹘人建立甘州回鹘政权，迁至今新疆吐鲁番和吉木萨尔一带的回鹘人则被称为西州回鹘，也作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大部分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其西部边界到达咸海以及阿姆河、锡尔河下游地区。12世纪初，由辽朝贵族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政权崛起，喀喇汗王朝成为西辽的附庸，今新疆全境和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咸海的广阔地域都成为西辽的领土。

青藏高原强盛的吐蕃王朝在9世纪中叶分崩离析，吐蕃诸部处于分裂状态，但在军事实力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吐蕃诸部仍然控制着青藏高原、川西高原，以及今克什米尔地区大部分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部分地区。

在西南地区，南诏的疆域被937年建立的大理段氏政权继承。段氏接受宋朝的封号，其西部疆域到达今缅甸北部那加山脉以东和萨尔温江以东地区，南部包括老挝西北部和泰国的北部。

日出至日落之地

辽金时期，西至阿尔泰山，西北至叶尼塞河上游、额尔齐斯河，北到贝加尔湖，东到大兴安岭，南达阴山、额济纳河一带的广阔地区，居住着各部落的居民。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史集》将12世纪中叶活动于蒙古高原的部落分成三类：蒙古部、蒙古语部和突厥语部。除了“有毡帐的百姓”外，蒙古高原之北，东起贝加尔湖之东，西迄今额尔齐斯河的森林地带，还居住着“林木中的百姓”。

1204年春天，铁木真击溃了乃蛮为首的各部联军，统一了漠北草原各部。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各部贵族、那颜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建立了“也可·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大蒙古国的版图东到大兴安岭，北到贝加尔湖，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建立了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草原政权。

此后，蒙古军队西征、南下。1260年4月，忽必烈在开平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召开忽里台大会登上大汗位，颁布《即位诏》，表达了自己当政之后要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定国号“大元”。至1279年，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近500年的多政权分立、割据的局面，实现了汉唐以来的又一次大一统。

蒙古人对自身政权统治区域的认识有一个概念性的说法：从东方日出之地至西方日落之地。《秘书监志》记载臣子向忽必烈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们）的。”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汗“是世界一切鞑靼人的君主，从日出之地至日落之地的人和物都属于他”。时人对元朝疆域之广阔也有清晰的认识，“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

元朝疆域的北部蒙古高原是蒙古诸部的生存空间，向北一直到达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西部疆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再向西是四大汗国的疆域，四大汗国均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地位。元朝在黑龙江口奴儿干地区置征东元帅府，收库页岛入版图；东南与高丽接界，大致恢复辽金旧界。1247年，“凉州会盟”后，青藏高原纳入大蒙古国的统治之下，还包括了今不丹、锡金和克什米尔部分地区。1255年，大理国国主段兴智被俘后，西南地区纳入版图，元朝的云南行省包括今云南全省及贵州、四川部分地区，还有今缅甸、泰国、老挝的北部和越南一小部分。元朝还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理澎湖和台湾，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划归湖广行省管辖。

明朝修《元史》时，描述元朝的疆域“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可见元朝广阔的疆域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疆域管理方式的变迁

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南北方、东西部的地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以农耕、游牧、渔猎等经济生产方式生活的各族人民，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和疆域管理方式。

辽朝对疆域的管理采取两套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枢密院称为“契丹枢密院”，是辽朝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掌狱讼、立法、赋役、选拔官员等事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隶属于北枢密院。南枢密院又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州县、兵马之政。这种管理方式适应了辽朝以游牧经济为主，兼领农耕之地的国家形态。在西北地区，辽朝通过设立边防城，扼守蒙古高原核心地带，镇服草原诸部；在东北，一部分女真人入辽籍，成为熟女真，而广大未入辽籍的女真人等属国、属部则“因俗而治”，通过朝贡、镇戍、榷场贸易等手段进行统治。

两宋政权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继承汉唐以来的政治体制。但不同于中古时期的贵族之治，宋朝科举制度发展，形成了“文官之治”政治统治特点。宋朝在其疆域之内划分了很多“路”，路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路下辖有府、州、县。宋朝的路是复式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各有职守，也各有辖区，形成宋朝独特的高层政区。宋朝在西部边疆地区实行羁縻的统治制度。在西南，宋朝授予归附的酋长以官号，掌管羁縻州、县，官职可世袭，其下属官“皆自补置之”。在西北，吐蕃、党项、回鹘等部族各有首领，宋朝将其纳入地方行政管理系统，通过纳质、授官、赐田等方式进行羁縻的间接管理。随着宋、夏之间对边地的争夺日益激烈，宋朝在边地修建堡寨，巩固边防，依据蕃部自身的传统逐渐建立起完善的蕃官体制，允许蕃官世袭，其治下蕃兵成为宋朝守卫西北边地的武装力量。

西夏政权由党项为主体的多部族联合统治。西夏社会经历了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逐步转型的过程。在管理体制上，吸收了宋朝的制度，完善中央集权，西夏的官员也是蕃汉参用。地方行政机构基本上沿用中原的府、州、县、城、寨、堡等。西夏在河西地区的肃州设蕃和郡，甘州设镇夷郡、宣化府，这些建置是对当地吐蕃、河西回鹘等部族的镇抚机构。

金朝经济体制由渔猎经济逐渐转型为农业经济。金朝的管理体制也从“一依本朝制度”到渐用汉制，学习借鉴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思想。金熙宗废止了“勃极烈”制度，全面实行唐宋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度。地方设路、府（州）、县三级机构，猛安、谋克也纳入地方建置系统。到海陵王统治时期进一步改革，统一了金朝各地的统治制度，使金朝以中原汉地为中心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在东北，金朝设置路级建置，推动了地方行政建制在东北地区的发展。金朝招抚草原诸游牧部落，通过设置东北路、西北路和西南路招抚司进行管辖，颁赐封号，建立朝贡关系。

随着元朝的统一，各种经济形态的地区都成为元朝的疆域，元朝集草原政体和中原政体于一身，建立起新的统治制度。忽必烈继大汗位后，在汉儒的帮助下，先后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中书省掌管全国政务，下设六部。从大蒙古国中央兀鲁思的传统模式出发，元朝创建了地域广阔的中书省直辖地——腹里，范围涵盖今天河北、山西、山东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腹里之外，元朝相继设立了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省下设置路、州、县。行省制度开创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与此同时，草原传统在元朝一直存在，蒙古部落保留了自身的领主制形态，汉地的一些路、州也具有蒙古“投下食邑”的性质，体现了元朝政权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史籍有言，元朝疆域辽阔，“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说明元朝不仅扩张了疆域的广度，还加强了统治的深度。元朝通过行省和宣慰司直接管理边疆地区，一改前朝的羁縻之治，这些地方在元朝的治下阅户缴税，一视同仁，客观推动了边疆治理内地化的历史进程。

在元朝经营广阔疆域的过程中，发达的交通网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朝以大都为中心，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驿站和急递铺系统。驿道四通八达，北通漠北，东边到达高丽，东北直抵奴儿干地区，向西到达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到乌斯藏，南至安南、缅国，覆盖范围空前广阔。由官府兴办的邮递系统——急递铺，专门负责传递文书，保证中央的政令可以快速地传达到各地。

总之，10至14世纪，在农耕、游牧、渔猎等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中国从南北多政权并立，走向南北一统。元朝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海纳百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拓展了“大一统”国家的基业。

（作者丁慧倩，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