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联盟的历史与愿景

2024年夏天，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造访了位于日本东京都涩谷区的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联盟（公益社団法人日本ユネスコ協会連盟，简称“联盟”）总部，拜会理事长铃木佑司先生并对其进行了专访，以借鉴联盟自1947年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

从教科文合作会到教科文协会

问：联盟成立历史悠久，活动领域广泛，在国际国内均具有深远影响。请您简要谈谈联盟的成立过程和使命宗旨。

答：日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之间的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但受疫情影响，已中断了3年之久。因此，对于此次访问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希望今后双方的事业与往来得到进一步发展。

众所周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了联合国的管理和节制。经济复兴、摆脱“敌对国”身份和回归国际社会，成为当时全体国民的主要愿望。在此背景下，1945年11月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简称“教科文组织”），因其章程中提出的实现世界和平的理想，给众多国民带来了勇气和希望。教科文组织章程中所发出的“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的倡议，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

1947年7月19日，仙台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仙台合作会”（仙台ユネスコ協力会）；同年7月-11月，京都、神户、大阪等主要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合作会。11月27日，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办了“第一届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运动全国大会（第1回ユネスコ運動全国大会）”，超过2000人参加，会场内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仙台合作会的创始者之一土居光知起草了给当时的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总干事的信，这是日本教科文组织民间运动向世界传播的第一篇报道。1948年4月28日，东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会（東京ユネスコ協力会）宣告成立。

因日本国内教科文组织民间运动的蓬勃发展，即使国家主权尚未完全恢复，1951年6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General Conference）仍批准了日本加入教科文组织。以此为契机，作为政府机关的国内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也被正式设置，我们的一部分愿望得以实现。当时，有声音认为，教科文组织民间运动所发挥的作用已结束，可以终止活动，但鉴于对教科文组织理念的全民普及和推广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且认为有必要继续保留民间运动的意见占绝大多数比例，于是，1951年8月14日，联盟在札幌举办的全国大会（ユネスコ運動全国大会）上正式成立并延续发展至今。截至2024年6月15日，联盟共有272个团体会员、16个赞助团体会员、177位个人终身会员，并同138个企业保持稳定的会员制合作关系。

问：联盟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答：在实现回归国际社会这一发展目标之后，联盟的活动进入新阶段，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1952年开始，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日本国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相关法律》（ユネスコ活動に関する法律）规定，国家须在政府部门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负责跟教科文组织开展对接工作。同时，上述法律第4条还规定，“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认为有必要时，须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民间运动给予建议和协助”。在该法律的支持下，政府对联盟的工作给予了相应支持，使我们的主题活动得以开展。例如，1953年发起开展的“一家、一村、一镇（一家一村一町）”活动，使教科文组织的理念及倡议在国内各阶层得以宣传。

在此期间，联盟与各地方性的教科文组织合作会、高中、大学及企业之间积极开展合作，通过举办儿童画展、开展面向高中生的教科文组织活动、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在各高校的联络机构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了在全国的影响力，引起了国民的广泛关注和参与。1954年7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ユネスコ新聞）内部资料创刊，成为教科文组织协会交流工作动态的阵地。1957年4月15日，由菱山修三作词、古关裕而作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歌》（ユネスコの歌）发布，以多种方式传播教科文组织的理想。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到1990年代，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活动范围的国际化。随着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亚太地区联合会（Asian-Pacific Federation of UNESCO Clubs and Associations，AFUCA）和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UNESCO Clubs and Associations，WFUCA）的成立，联盟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间的项目合作。例如，为保护因阿斯旺水坝建设而濒临淹没危机的尼罗河流域古代努比亚遗址发起救援募集行动，以及为保护印度尼西亚波罗布杜尔遗迹开展救援工作等，开启了国际间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先河。这些项目行动积极响应了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也为1989年联盟主办的支援发展中国家儿童教育的事业——“世界寺子屋运动”（World Terakoya Movement）的启动与实施奠定了基础。该项目由日本政府发动民众捐款，在贫困地区建设寺子屋，让因贫困、战争而无法接受教育的孩子及大人能够走进课堂读书识字。自此，跨国界的教育、科学、文化合作成为联盟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是从1990年代末至今。这一时期，由联盟发起的一些主题活动得到了联合国及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与认可，并将之与国际组织的发展战略相融合。1996年，教科文组织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工作方针”，进一步明确了联盟未来工作的两大目标：一是保持教科文民间运动的活跃性，通过支持具有广泛社会共识度和遗产价值的传统文化保护工程，实现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未来申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文化遗产而努力。二是结合联合国1996年发布的“和平课题”（Agenda for Peace），在日本国内开展纪念和平文化国际年——“我的和平宣言”主题签名活动（わたしの平和宣言）。2000年，该活动就获得了全国1194089人的支持和参与。不久之后，该活动核心精神被2005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2005-2014年）》所融合，并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一部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2005-2014年）》更促成了日本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ASPnet）。

面向未来的教科文民间运动

问：面向未来，联盟面临哪些发展困难和机遇？在优先发展事项、SDGs、青少年教育、中日教科文民间合作等方面，是否有相应的规划和愿景？

答：经过70多年的发展，联盟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但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如何应对日本社会普遍面临的少子化、高龄化倾向造成的人力资源危机。

当前，日本高龄者（65岁以上）人口占比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预测2025年将达到28.7%）。通常，高龄者占比超过7%的社会被称为“高龄化社会”，超过14%被称为“高龄社会”，超过21%则被称为“超高龄社会”，日本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超高龄社会”行列。同时，少子化进程也正在发生。2000年，日本的出生率为1.36，15岁到64岁的“生产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8.1%，尽管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但还是无法抑制出生率下降的趋势。预计到2050年，日本出生率将下降到1.10，生产年龄人口将下降到53.6%。

目前，日本的人口危机已经影响到教科文组织的日常工作开展。虽然全国现有地方性协会和俱乐部272个，但大部分组织都面临着老龄化和会员持续减少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有超过2万人以会员身份参加教科文组织民间运动，如今已减少到1.3万多人，且平均年龄超过60岁。年轻一代参与该项工作的比例极低，35岁以下的会员仅占3%左右。因此，如何将教科文的活动推广到所有年龄阶段，特别是如何吸引年轻一代的参与，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对此，我们认为，在中小学校普及开展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在此过程中，教科文组织的会员学校得以扩充，活动内容得以充实，并能够实现与教师团队的持久合作，这些都对教科文组织民间运动非常重要。此外，我们最近还采取一系列行动，积极制定支持大学开展教科文活动的政策，以期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一代参与其中。

二是确保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孩子能够继续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一挑战的出现与2011年3月爆发的日本大地震紧密关联。这次自然灾难不仅使学校受到了严重破坏，更使很多家庭流离失所，导致教育环境发生巨变。失去父母的孤儿、陷入经济困难的家庭、失去受教育条件的学生等群体及相关社会问题大量涌现。为此，联盟启动了由企业和公民捐赠支持的支付型奖学金（没有偿还义务）项目。尽管在数量上相对有限，但对于保障下一代受教育的权利十分重要。迄今为止，该项目已经连续实施13年，这也是对教科文组织教育优先理念的贯彻。

另外，日本作为地震、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每年都会发生各种比较大的灾害。面对灾害危机，保持对教育的可持续性援助也是必须的。同时，为加强在灾难发生时对孩子们的有效保护，我们积极开展面向灾后的教育支援，组织教学人员的防灾减灾抗灾能力研修培训，并强化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协作。

三是对因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而导致的教育困难儿童进行援助。

2018年，世界银行将家庭收入不足该国平均可支配收入一半（贫困线）的状态称为“相对贫困”，处于该状态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称为“相对贫困率”。仅从儿童来看，日本的“儿童贫困率”在2021年为11.5%（即每9人中就有1人），在OECD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11位。如从单亲家庭来看，其贫困率高达44.5%（每2人中就有1人）。因此，对贫困儿童的教育支援也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出现这一问题的背景之一，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日本国内，为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破坏了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终身雇佣制度，造成了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无法单纯依靠政府临时发放的补助金政策得以解决。而改变产生这种社会问题的机制，设立创造可持续社会的发展目标，需要与此相关的各类团体、个人、政府和民间广泛合作。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区域协作型综合教育支援项目，为处于经济困难状况的孩子们接受教育进行地区合作和全面支援。当前，各地区的教科文组织协会正在围绕这个主题开展工作。

追寻联盟在过去76年（到2025年已成立77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仍在为传播教科文组织的理想、履行责任使命及勾勒未来愿景而努力。随着日本《公益社团法人及公益财团法人法》（公益社団法人及び公益財団法人法です）的实施，联盟的性质更改为公益社团法人。作为一个向社会更加开放的民间团体，通过联盟秘书处30名职员的组织与领导力，我们有信心让教科文组织的民间运动更加活跃。

作为日本重要的邻国和重要的朋友，中国的教科文组织协会各位同仁与我们保持着长期的交流，已经构筑起值得信赖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在未来会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我衷心希望能与中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一起，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携手合作、再攀高峰，共同致力于实现教科文组织倡议的“世界和平”理想。（作者杜永军系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会长，郭伟系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党支部书记，倪好系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