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国际传播于变局中增强中国的全球叙事能力

当今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不确定因素正成为各国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常规变量，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要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是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宏观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教育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着眼于“两个大局”，教育国际传播要围绕建设教育强国的整体布局和关键环节，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专业技能的人才服务，为增强我国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服务，为完善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服务。与此同时，全球化已经由以往交流互动为主转变为兼具交锋竞争的新形态，且正在加速演进，在此形势下教育国际传播作为国家软实力也由交流为主的锦上添花，转变为兼具交流与交锋特征的硬任务，在一些地缘政治角逐激烈的领域甚至是国际竞斗的新工具、新场域。如何准确理解新形势、明确新任务，立足教育本身提升教育国际传播的效能，在服务人才培养、促进文明互鉴和支撑国际竞争等方面作出贡献，需要深入探索。

教育国际传播的内涵拓展：从“单向交流”到“双向赋能”，“走出去”更为迫切

内容为王，教育国际传播与国内外双向传播、国际教育密不可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两个大局”的战略定位，为教育国际传播的方向和内容重点赋予了新的历史坐标。从国际看，全球化正从“普惠型”向“竞争型”加速演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知识、人才、技术等要素跨国流动更加频繁，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错误思潮不时泛起，教育领域的国际竞争与意识形态博弈日趋激烈。教育不再仅仅是文化交流的“软纽带”，更成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硬场域”，谁能掌握教育国际传播的话语权，谁就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进而在全球叙事竞争中获得先机。从国内看，中国教育已从“跟跑”为主转向“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目标明确，这要求教育国际传播必须跳出“引进来”的传统思维，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价值共创——既要吸收世界一流教育资源滋养自身，也要将中国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全球教育治理的公共产品，为世界各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自主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两个大局”的交织，本质上是“中国之治”与“世界之变”的深度互动。教育国际传播的内涵拓展，正是对这种互动的主动回应：一方面，通过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分享中国教育经验和内容，为参与全球教育发展议程、提升中国在国际教育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吸引全球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推动全球高水平教育均衡发展，为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这种“双向赋能”的定位，既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教育国际传播的“引进来”功能，核心是通过开放合作吸收世界教育文明成果，培养学生和公民的全球视野与跨文化能力。这不仅是人才培养的需要，更是中国教育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从实践看，“引进来”的重点在于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教育合作体系。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成为吸收优质资源的重要载体，如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通过融合中外课程体系、师资力量，让学生在本土就能接触国际前沿知识；在基础教育领域，国际课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并行，推动素质教育理念创新；在职业教育领域，德国“双元制”、瑞士学徒制等经验的借鉴，为中国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实践的共同目标，是打破教育的“封闭性”，让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学会理解差异、尊重多样，培养“全球胜任力”——即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与“引进来”相比，教育国际传播的任务更加迫切，以回应国际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教育模式、经验和内容供给日益增长的需求，把中国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为各国青年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提升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贡献度。中国现代教育本身就是一部“后发赶超”、独立自主的发展史，其中蕴含的发展智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脱贫攻坚中的“教育扶贫”到乡村振兴中的“职业教育赋能”，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到“双一流”建设，中国教育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为中国科技进步、经济增长、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国家实力快速增强提供了有力支撑，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些经验中，既有社会主义“穷国办大教育”的制度优势——如党的全面领导、政府系统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教育投入机制，也有“精准施策”的实践智慧——如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教育支持政策。笔者在调研中注意到，我国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的经验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关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模式，已通过鲁班工坊等平台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推广，帮助当地青年掌握实用技能，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这正是中国教育经验服务全球发展的生动实践。

“走出去”的更高层次是参与全球教育规则制定。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教育议程，推动将“教育公平”“终身学习”等中国理念融入全球教育治理框架。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的撰写中，中国教育脱贫的案例被多次引用，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教育方案”。这种从“经验输出”到“规则参与”的升级，正是中国教育国际传播内涵拓展的重要体现。

教育国际传播面临的主要任务：服务人才培养、促进文明互鉴、支撑国际竞争

教育国际传播的内涵拓展，最终要落实到具体任务上。从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球发展的双重维度看，其核心任务可概括为三方面：服务人才培养、促进文明互鉴、支撑国际竞争。这三大任务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教育国际传播的功能体系。

人才是教育的根本，也是教育国际传播的首要主题。当前，全球化对人才的需求已从“专业技能型”向“全球素养型”转变，要求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拥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问题分析能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市场对“会语言、通国别、懂专业、晓规则、能合作”的国际化人才需求激增。近年来，“留学热”与“回国潮”并存，反映出人才培养与国家发展需求的紧密对接。但与此同时，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仍存在“重专业、轻素养”“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国际议题参与能力有待提升。教育国际传播要加大这方面的信息供给力度，做全球优质教育内容信息的媒介、教育国际交流质量的“晴雨表”、优秀国际学习做法的“推介者”。笔者发现，不少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模式还比较单一，仍停留在“短期访学”“语言培训”层面，缺乏系统性的全球素养课程体系，特别是一些以全球一流大学为建设目标的高校尚缺乏有国内外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全球一流课程体系”；评价标准还比较“本土”，对学生国际视野、跨文化能力的考核尚未纳入主流评价体系，导致培养目标与实际需求脱节；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不足，部分教师缺乏国际教学经验，教学内容不能反映国际前沿科技和认知，难以有效引导学生理解全球议题。从企业的反馈看，高校毕业生的全球视野被认为是比较弱的能力项。尤其是对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高校而言，“全球视野”方面的不足应受到高度重视，应完善“全球素养+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介绍和推广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就业能力人才培养的经验，是教育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和内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教育国际传播与其他领域传播的不同在于，教育事关人人，也关乎学术、学理，因此教育国际传播更有吸引力、说服力和共情效果。中国教育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实践和呈现，教育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之一，是通过教育领域的交流对话，打破文明隔阂、消除文化误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仍存在“信息差”，部分西方媒体的片面解读加剧了文化误读，教育作为“润物无声”的传播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全球文明对话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依然存在，“西方标准”被视为“普世价值”，非西方文明的声音难以被充分倾听；另一方面，文明冲突论、种族优越论等错误思潮抬头，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在此背景下，教育国际传播须承担起“桥梁”角色，用教育的“共同语言”——如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重视、对公平的向往——搭建文明对话的平台。传播实践要注意把中国特色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要有话语体系“融通难题”意识，如中国教育经验的表达往往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何将“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等理念转化为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话语，避免“自说自话”；要避免传播方式的“单向性”，部分传播仍停留在“我说你听”的灌输式模式，缺乏与国际受众的互动共鸣；要有文化差异的“折扣效应”意识，由于历史背景、价值观念的不同，一些在中国被广泛认可的教育实践，在国际传播中可能被误读。

讲好中国教育故事需要构筑“融通中外”的教育话语空间，诸如“找共鸣”，从人类共同价值和传播对象的具体需求出发阐释中国教育经验，例如将“教育公平”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接，将“职业教育赋能”与全球减贫事业结合，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教育实践的世界意义；“接地气”，用具体案例代替抽象概念，例如通过“支边乡村教师”“特岗教师计划”等故事，展现中国教育公平的实践温度；“借渠道”，借助国际组织、海外孔子学院、跨国教育机构等平台，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网络，让中国教育声音更广泛地被倾听。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教育已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结合点。谁能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谁能掌握教育国际传播的话语权，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动。教育国际传播要承担“支撑国际竞争”任务，参与国际叙事竞争，通过提升传播效能，为国家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速向教育领域延伸，部分国家将教育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通过限制学术交流、抹黑中国教育政策等方式，试图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例如，个别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学生赴本国留学，炒作“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窃取”等不实议题，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教育的纯粹性，也加剧了国际教育生态的恶化。教育国际传播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国际传播能力“短板”明显，中国教育国际传播的“硬件”（如传播平台、渠道）已有较大改善，但“软件”（如内容制作、叙事能力）仍显不足，有效应对国际舆论挑战和助战的能力需要提升；规则制定能力还不强，在全球教育标准、评估体系等规则制订中，中国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仍有待提升；全球推广中国教育优质资源的传播体系尚未建立，尤其在资源供给和后续服务等方面与教育强国相比还有距离。因此，教育国际传播迫切需要提升战略主动性、供给系统性、竞争针对性，从教育的角度及时回应国际叙事之争。同时，要系统、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规则制定，在双边互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等多边框架下，主动设置议题，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教育国际规则；此外，还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品牌，如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建设，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学习，通过“人际传播”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为教育强国建设营造积极正面的国际民众基础。

相关学科专业教学改革相互促进，保障教育国际传播可持续发展

教育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离不开专业教育的支撑。外语教育、区域国别学、翻译学作为与国际传播密切相关的学科，其改革创新直接关系到传播话语的精准度和落地效果。教育国际传播的新需求和新发展为这些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相关学科的新发展也为教育国际传播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

外语教育是教育国际传播的“基础工程”，当前，我国外语教育已经充分意识到偏重语言交际技能、轻视语言背后传播能力与国别知识培养的问题，各校改革方向比较普遍地聚焦“语言+文化+专业”的融合，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减少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课时，增加“对象国教育制度”“国际教育政策”“跨文化教育沟通”等课程模块，让学生不仅“懂外语”，更“懂对象国”；在教学方法上，推广案例教学、情景模拟、项目式学习，鼓励学生围绕“中国教育走出去”“国际教育合作”等主题开展实践调研，将语言学习与传播需求结合；在师资建设上，推动外语教师与教育专业教师“协同备课”，甚至跨学科组建教学团队，打破学科壁垒。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国际教育与汉语国际教育”“区域国别教育研究”等复合专业，将外语、教育理论、跨文化传播知识整合，培养既懂外语、也通国别、又懂教育的专门人才，这种探索为外语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区域国别学是研究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其对“对象国”的深度认知，是教育国际传播“说得出、传得开”精准落地的前提。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研究存在“碎片化”“滞后性”问题，对部分国家教育体系的了解仍停留在“表面描述”，缺乏对其历史脉络、社会文化、政策逻辑的深层把握，导致传播内容“水土不服”。改革重点在于构建“教育维度”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突出“教育专题”，聚焦对象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等，形成“国家教育数据库”，为教育国际传播提供精准的需求“画像”；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田野调查”与“政策分析”结合，鼓励学者深入对象国学校、社区开展实地调研，避免“坐而论道”；在成果转化上，建立“研究-咨询-传播”的联动机制，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传播策略，直接服务教育国际传播实践。例如，针对东南亚国家职业教育需求，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可通过调研形成《东南亚职业教育发展报告》，为鲁班工坊在当地的课程设置、师资培训提供定制化方案，提升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翻译是教育国际传播的“桥梁”，但传统翻译学研究多聚焦于“语言对等”，忽视了“文化适配”，导致部分中国教育术语的翻译“字面对等但内涵失真”，影响传播效果。例如，“立德树人”直译为“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虽准确但难以让国际受众理解其“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深层教育理念；“双减”政策译为“Double Reduction”，易被误解为“降低教育质量”，而忽视其“减轻学生负担、回归教育本质”的初衷。

翻译学改革需要强化“文化转译”意识，实现“语言准确”与“文化共鸣”的统一。在理论层面，构建“教育话语翻译理论”，研究教育术语的“概念迁移”规律，明确哪些概念需要“直译”以保持中国特色，哪些需要“意译”以促进理解；在实践层面，建立“教育翻译案例库”，收集整理中国教育政策、经验的优秀翻译案例，提炼翻译策略；在人才培养上，开设“教育翻译”方向，培养既懂翻译技巧又懂教育专业知识的复合型译者，让他们不仅是“语言转换者”，更是“文化解释者”，既保留核心内涵，又更符合国际教育语境的表达习惯。这种“创造性转化”正是翻译学服务教育国际传播的关键。

教育国际传播的使命，在于让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国际传播正迎来大有可为的时刻。发展好这项事业，需要紧密围绕“两个大局”的拓展内涵，明确任务，确定方向，建立体系，培养专门人才，扎实推进。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强有力的教育国际传播来支撑。（作者 姜锋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

来源：《神州学人》（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