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成就中国诗词文化

诗词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是凝聚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从古至今，各民族文人间的交往交流从未间断、各民族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不绝若线。无数诗人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汲取灵感，从多元的民间传统中萃取文化元素，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佳作。诗词不仅印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也体现着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品格，更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滋养和文化支撑。

诗史互证：民族交融的文化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诗词以其独特的韵律和凝练的语言，将各族人民的生活图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定格为永恒的文化印记。《文心雕龙·神思》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给予诗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在文化互动中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丝绸之路上的广袤山川、异域风情与盛世商贸图景，点燃了无数诗人的创作热情。边塞诗人们以诗歌为载体书写爱国情感，为各民族文化交融留下了生动的历史见证。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雄浑笔触描绘“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严寒，又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生动比喻定格边地雪景，展现出雪域草原的独特风貌，其诗歌中的地理意象与丝绸之路沿线景象高度契合，成为重寻丝路文脉的具象化线索。盛唐诗人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千古咏叹，让源自西部民族的羌笛成为唐宋诗词中的经典文化符号，此后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也借这一意象抒发情感，让丝路文化通过诗歌广泛传播。锡伯族万里戍边，将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写进诗歌，以《徙迁之歌》《告别盛京》为代表的驻防文学继承了《诗经》的诗歌传统，书写出各族军民艰苦奋斗、勇于担当、共同守卫家国的民族精神，也展现了不同民族在文化碰撞中激发出的情感共鸣。

茶马古道作为西南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也在诗词中留下了鲜明烙印。康熙四年，中央政权于北胜州（今云南省永胜县）设立茶马市，茶马古道进入鼎盛时期，不仅促进了滇藏川之间的交通贸易，更促成了多民族持续友好的商贸互动与文化交流。清代诗人舒熙盛在《茶庵鸟道》一诗中写下“崎岖鸟道锁雄边，一路青云直上天。木叶轻风猿穴外，藤花细雨马蹄前”的景况。“马蹄前”的生动画面，印证了各民族往来不绝的历史场景。雍正七年，清朝增设普洱府（今云南省普洱市），进一步拓展了滇藏茶马古道的连接范围，各民族文化在此相遇、汇聚、深度交融。《普洱府志》中“共说年来风物好，街头早卖白棠花”的记载，正是多民族和睦相处、共享繁荣的真实写照。各民族文学的交融互鉴在实践中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以诗为媒：崇文尚儒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是一个普遍且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使用汉文进行创作，一方面，将民族文化实践、口头文学融入诗词创作；另一方面，他们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担当、家国情怀等核心内涵与本民族的价值理念相结合，形成了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思想观念。

早在先秦时期，古代各民族的文化互动就已在诗歌中留下深刻印记。源自百越民族的《越人歌》，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委婉表达，将南方民族的细腻情感与独特韵律融入中华民族的抒情传统，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其“借物喻情”的艺术手法与《诗经》等相互呼应，共同奠定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抒情范式。北朝时期的《敕勒歌》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口头传唱，经文人翻译为汉语后广为流传，“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以质朴雄浑的语言勾勒出壮阔的草原图景，让游牧文化的自然观念与豪放气质融入诗词中，拓宽了中华诗词的题材范围与审美维度。而中原文学的书面化传统也让游牧民族的文化智慧得以长久留存，同样起到了促进文化融通的作用。

唐宋时期，“崇文尚儒”成为各民族文人的共同追求，儒家文化成为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中原诗人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新鲜元素，民族地区诗人则将边疆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积极融入诗歌创作，共同丰富着中华诗词的宝库。五代十国时期，来自今广西贵港平南县的科举状元梁嵩，在《赋荔枝诗》的诗文中巧妙地将中原意象与边疆符号融合，并在“橘柚远惭登贡籍，盐梅应合共和羹”一句中使用了《尚书》“盐梅”的典故，可见其文化融汇水平之高。梁嵩以精准的意象与凝练的表达，深刻诠释了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融通本质，成为古代边疆文人积极推进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例证。刘禹锡的《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以巴蜀民歌曲调为基底，“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的质朴韵律让地域风物与中华诗词的抒情传统深度融合，既保留了西南地区民歌的清新灵动与生活气息，又以古典诗词的凝练笔法升华了情感共鸣。诗词为这一时期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互融共生写下了生动注脚。

元明清三代大一统格局促进了各民族文学的进一步交流，实现了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元代畏兀儿（今维吾尔族）诗人贯云石在散曲《小梁州·秋》中细致描摹了西湖秋夜的灵秀美景，“湖水清，江湖漾，天边斜月，新雁两三行”的浅浅吟唱不仅勾勒了江南风光的澄澈静谧，更呈现出各民族文化的审美融通。明代，“崇文尚儒”的传统继续发展，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的鲜活特质在文学创作中深度交融，既延续了文化互鉴的脉络，又赋予“崇文”精神更丰富的地域与时代内涵。明代诗人杨慎在云南客居三十余年，其诗作《渔家傲·滇南月节词》（其四）聚焦当地少数民族节庆与日常，诗句“钗头无日无花蕊”以细腻笔触定格了滇南各族女子头戴簪花发钗的动人场景，展现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温情。此外，他还与各族文人进行诗文唱和，更展现出明代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景象。清代，帝王皆通诗书，建文庙、建书院，继续推行科举制，儒家文化进一步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在深度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之中，各民族都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共同促进了诗词文化的发展。《丁炜传》记载清代回族官员丁炜“诗力追唐贤，而能以文采润饰”，其诗词与唐诗传统形成精神接续与文脉传承。纳兰性德的《浣溪沙》既延续了唐宋婉约词含蓄蕴藉的艺术传统，以“繁华如梦总无凭”营造悠长余味，又以率真自然的表达写下“人间何处问多情”，打破了婉约词的含蓄边界，让词的情感表达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剑川白族人将“诗书世家，耕读育人”作为世代恪守的准则，其诗文创作既坚守儒家文化核心，又保留着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而汉族文人也从这些作品中获得灵感，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的创作。彝族、白族、纳西族的诗人们对唐诗极为尊崇，诗中常常化用、借用唐人诗句、诗意，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诗人反复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从先秦到明清，儒家思想已经沉淀在各民族诗人的诗文作品里，形成以儒为业的文化传统。各民族从未停歇的双向交流，既让诗词文化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又让各民族在文化共享中筑牢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根基。诗词成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生动写照。

诗心永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升华

文化的生命力源于交融与革新，这一点在诗词中尤为显著。各民族审美情趣的碰撞与融合，塑造了中华诗词多元共生的艺术风貌。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让中华诗词历经千年而不衰，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精华，实现自我革新与发展。北方民族的豪放气质、南方民族的细腻情感，都成为中华诗词的重要养分。李白《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阔意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由精神，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与北方民族的豪放特质相互融通，展现了各民族在审美观念上的共通之处。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将家国情怀与英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刚健之风与各民族共有的担当精神相呼应，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共鸣。

各民族审美情趣的交融还催生了更多元的艺术风格。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意境，便是各民族、各区域审美融合的典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景象是边疆地区的生活图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新风格则蕴含着中原与南方民族的审美追求，二者相互映照，尽显多元审美交融的艺术魅力。这种多元风貌不仅使中国诗词的艺术宝库更加丰富，更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为共同价值追求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

价值追求的共鸣是促进民族凝聚力强化的精神内核，而诗词则是这种共鸣的集中表达。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尽管生活环境、文化传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热爱祖国、珍惜和平、团结友爱等核心价值上形成了高度共识，诗词传唱使这些共识进一步成为联结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南宋诗人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的抒怀，展现了超越个人境遇的家国担当。明代纳西族诗人木公长期驻守滇南边疆，以军功得钦赐“辑宁边境”四字，见证了各族民众互通互信、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他曾写下“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的诗句，抒发了报效国家、守护疆域完整、维护民族共同利益的坚定志向。各民族诗人作品中传递的爱国情怀、责任担当都是一致的。这些价值追求通过诗词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核心要素。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诗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历史证言，从诗史互证中的交往印记，到崇文尚儒理念下的文化共享，再到诗心共通背后的共识凝聚，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精神力量，成为连接各族群众心灵的文化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颇为有力的文学见证者。

（王艳，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弓皓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单笑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