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视角构筑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新优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综合国力竞争的本质已深刻演变为教育之争、科技之争、人才之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十五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做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一系列重大战略安排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刻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内在贯通、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关系，标志着我国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也将加快我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的步伐。

着眼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不久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并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这是新时期国家着眼世界发展大势，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及中长期战略目标作出的重要部署。

从国际形势来看，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并引发链式变革，科技向产业转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与发展秩序。谁能在科技创新上抢占先机，谁就能掌握发展主动权和规则制定权，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优势。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领域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和最前沿，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直接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国家整体发展利益。只有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筑牢国家发展安全屏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从国内发展需求与战略目标来看，我国经济目前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传统发展模式面临困境和转型需求，传统产业“大而不强”，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全要素生产率亟待提升。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新发展阶段强调的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也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能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又能培育壮大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发展转向集约型、内涵式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综上，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科技实力已成为决定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培育新时代需要的新型科创人才也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导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建立与时俱进、动态适配的教育科技人才体系，系统性培育新时代创新型人才，不仅是破解科技发展瓶颈的迫切需要，也是夯实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支撑。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

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议》提出“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该决策部署和目标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存在协调不足的系统性问题，制约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在国际竞争中也有待进一步增强教育和人才吸引力。

全球化智库（CCG）长期关注国际人才相关议题，由CCG发起成立的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在2025全球人才峰会上发布了《2025年全球人才流动趋势与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在人才竞争力方面，美国仍居首位，韩国、瑞典、日本、中国紧随其后，体现世界人才中心从欧美向亚洲扩散的趋势。同时，中国在人才规模（排名首位）和人才环境（排名第二）指标上优势显著，但人才质量（第30位）、人才投入（第28位）、人才效能（第25位）等方面尚存在提升空间，其主要受人口基数大、高层次人才相对不足及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因素影响。

报告显示，全球人才流动呈规模扩张、流向多元等特征，但核心趋势仍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美国是最大目的地国，印度、中国是主要来源国。随着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高精尖技术战略科技人才已成为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全球主要国家近年来纷纷调整人才政策。例如，美国拜登政府拓宽STEM学科范围，放宽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则加强签证审查与雇主合规审查；韩国推出“留学生教育竞争力提升方案”，放宽签证与就业限制，设立高技术人才专属签证；瑞典构建“灵活引进、高质量留用”的分层移民体系；日本新增特定技能签证，加强创业与战略领域人才引进；德国通过《技术移民法》及后续修订，放宽非欧盟籍技术人士移民限制。对此，我国积极探索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如增设青年科技人才“K字签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完善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体系等举措，一系列举措将为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便利国际人才来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5亿，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教育对外开放格局持续升级。“十四五”时期，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加大，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突破3.6万亿元，不仅超越欧盟国家平均水平，较2020年更实现48%的大幅增长；研发人员数量持续高速增长，从2021年的47.2万人年增长到2023年的57.5万人年，总量稳居全球榜首，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与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领跑世界；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也从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这些实打实的成就，共同构成了我国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坚实基础。

总体来说，相较美欧等发达国家，我国在国际人才吸引力及制度体系建设上仍有待提升，在基础研究原创能力、高端人才供给质量、教育科技协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实则具有坚实基础与巨大潜力。未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将更好发挥我国人力资本富集、科研投入强劲、政策协同发力的综合优势，并在进一步开放发展中推动我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持续提升话语权，从而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策略建议

“十五五”期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需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对内以系统性改革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显著增强内生活力与动力，对外以高水平开放汇聚全球创新资源，进一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不断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这一过程不仅是硬实力的提升，更是软实力的增强。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构建跨域统筹协同机制，发挥各界合力培养创新型及国际化人才。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在中央层面设立教育科技人才专项协调机制，建立多部门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同步编制三大领域发展规划与专项实施方案，确保政策制定、资源布局、任务推进协调一致，避免各自为战。二是统筹财政科研资金、大型科教基础设施等核心资源，建立跨领域共享机制，推动高校科研平台向企业开放、企业创新需求融入高校课程体系，同时衔接区域协调、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实现资源与需求精准匹配。三是深化评价机制改革，破除“五唯”，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联动评估体系，将人才培养质量、科技攻关成效、成果转化贡献纳入统一评估框架，建立指标互认、结果互用机制。四是拓展协同育人载体，推动高校与领军企业共建市域产教联合体，鼓励企业优秀人才参与院校教学，将重大科技项目作为人才“练兵场”，推广贯通式培养模式，同时设立专项计划支持特殊领域优秀人才成长，为创新型人才开辟多元化成长通道。五是注重培养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关、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进一步助力企业“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撑。

第二，做好国际人才工作，提高国际人才吸引力及全球人才治理话语权。

进一步完善我国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探索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一是抓住STEM专业人才回流的机遇，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试点开通在海外直接申请高技术人才移民的渠道，为有意来华发展的外籍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华裔STEM专业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和长期居留提供便利。二是完善高技术人才移民的准入制度，推动人才技能评估客观化，探索依据技能水平申请出入境和移民证件。三是进一步完善我国永久居留制度，对STEM领域及新质生产力创新人才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与便利。四是在充分试点与实践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加快研制《高技术人才移民法》，推动高技术人才移民引进与管理科学化、法治化。

重视引进国际人才，吸引中国海外AI人才等国际科技人才来华发展。AI人才是未来国际人才竞争的核心焦点与战略制高点，对于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维护国家安全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数据显示，2019年-2024年间，美国企业或顶级研究机构中的AI人才，中国人占比从27%增长到超过46%，而美国本土人才约20%左右。“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在注重培育本土AI人才的同时，加大吸引海外AI人才回国发展，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下的中国力量。此外，要多位一体用好“K字签证”，统筹政府、企业、科技园区、高校及智库等资源优势，为包括海外AI人才在内的国际青年科技人才来华考察交流提供平台和渠道。

发挥国际人才组织作用，加强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及全球人才治理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方面存在局限性，全球人才流动领域的监管存在不足，从长远看可能引发恶性竞争、人才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进而对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国在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人才流动的同时，可加强全球人才治理话语权与叙事体系建设。一是促进高层次的移民对话与交流，以加速国际技术移民治理的协同发展。二是深化与技术移民及人才流动领域国际专业机构的合作，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在学历认证、职业资格及技能评估等方面，借力国际专业资源，增强在国际人才流动规范制定中的影响力。三是发挥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等组织作用，聚合国际资源，打造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为人才流动与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国际人才有序流动。

第三，加强教育国际合作，完善留学服务与保障，推动海外国际学校建设。

系统支持出国留学，构建全方位服务与保障体系。一是坚定贯彻“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工作方针，正确认识留学人员在推动科技创新、文明互鉴和深化改革中的独特价值，营造尊重国际化人才、鼓励跨文化成长的社会氛围。二是构建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完善“国家留学人才就业服务平台”功能，提供精准就业指导与职业规划服务。建立用人单位常态化对接机制，打破信息壁垒，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健全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落户、子女入学等配套政策，畅通人才回流与发展通道。三是拓展多元国际合作路径，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欧洲等政策友好地区深化教育合作，扩大交换生规模与奖学金覆盖面，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发“国内+海外”分段培养等混合式学习路径，签署双边学分互认协议，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低风险的国际化成长通道。

大力发展来华留学事业，吸引全球优秀青年来华留学。一是实施精准主动的全球招生战略，通过组团境外参展、设立海外招生办事处、强化校友网络建设巩固传统生源市场并重点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生源，鼓励高校结合地缘特色开展区域化精准招生。二是构建覆盖全过程的培养与评价体系，建立对标国际的来华留学入学考试体系，实行差异化录取评价标准，完善涵盖多维度的质量评价与认证体系，并将就业质量纳入高校评估。三是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引进优质国际人才，优化外籍专家引进机制与服务保障，试点设立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四是创设深度融合的国际化校园环境，打破中外学生管理壁垒，增设英文授课课程，推动中外学生联合开展各类活动。

推动中国海外国际学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可的海外国际学校体系。一是构建海外中国国际学校建设和协调机制，在专项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建立长效机制，共同推进海外国际学校建设，有效指导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二是尽快出台建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的指导意见或法律法规，为开展海外学校办学工作提供明确的依据和指导。三是发动多方力量，充分挖掘和利用我国现有的国际教育资源，鼓励各类在华国际学校“走出去”办学，支持海外2万多所华校转型，拓宽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争取当地政府或民间力量的资助。四是加强教师、教材、教法资源筹备，鼓励国内师范类院校开设海外国际学校需要的各类教师培养项目，开发兼顾中国特色、地方特色和全球性的课程及教材，创新教学方法。（作者 王辉耀系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