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发挥：进展、问题与路径——基于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的分析

◎摘  要 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结果展现了我国教育强国建设取得的新进展。在高等教育方面，高水平大学建设与科研创新实力持续增强，普及水平与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稳步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结构优势突出，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但与主要教育强国相比，我国在科研人才储备、重大原创成果积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以及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适配等方面仍存在差距，高等教育体系协同与引领机制尚需完善。“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应着力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才培养能力，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完善体系衔接与分类发展机制，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效能，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关键词  高等教育；教育强国；分类发展

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集中交汇点。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既要夯实自身发展基础，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水平，也要强化对教育体系的引领，带动各学段、各类型教育协同发展，更要将自身发展优势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际贡献，以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优质教育供给和终身教育体系服务社会民生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以人才供给和产教协同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1]。

2026年9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研究成果。结果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教育强国指数位列全球第18位，较上年度上升2位，展现了我国教育强国建设取得的新进展[2]。其中，高等教育相关指标为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及国际方位提供了重要依据。面对“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有必要深入考察我国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已经具备了哪些优势和基础，还存在哪些现实问题，进而探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重点路径。

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发挥的主要进展

1.高水平大学建设成效显著，科研实力持续增强

一是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高水平大学是开展基础研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汇聚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经过两轮“双一流”建设，我国高水平大学整体实力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2025年，我国在QS、THE和U.S. News三大国际大学排名中进入全球前200名的高校平均数量达16.3所，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从不同排名区间看，2025年，我国进入全球前50名、前500名的平均高校数分别达到4.3所和46所，表明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既在顶尖层次取得突破，也形成了一定的后备基础。高水平大学的持续发展，为集聚高水平科研人才、建设重大科研平台和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夯实了我国高等教育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组织基础。

二是高水平科研人才集聚优势显著增强。2025年，我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保持全球第二位[3]，表明我国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科研队伍持续壮大，为高校开展前沿性科学探索、加强高水平科研团队建设和拓展国际学术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高校引进国际顶尖学者取得积极进展，仅2026年就有多位曾在海外高校任教的顶尖科学家回国，全职加盟国内高校。与此同时，我国也加快了高层次科研人才的自主培养。我国已布局建设290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14个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领域推进国家学院试点建设。这些探索通过汇集优势学科、师资和科研平台，促进了高水平科学研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相互支撑，有助于将高水平科研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源。

三是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地位持续巩固。2024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继续保持在50%左右，表明高校仍是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承载主体，为开展长期科学探索、支持跨学科研究和培养青年科研人才提供了资源保障。高校主导或参与产出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牵头发起了深时数字地球、海洋负排放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从基础研究资源投入到重大原创成果产出，再到国际科研议程参与，高校在创新策源中的作用进一步彰显，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是科研成果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在高质量科研产出总量方面，我国高校在自然指数学术机构排名中表现突出，多所高校进入全球学术机构前十，在多个基础学科领域形成较强优势。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持续涌现，不仅能够反哺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还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源头支撑，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高等教育普及水平与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持续提升

一是高等教育普及水平稳步提升。高等教育普及是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提升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与教育强国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对于人口规模庞大的我国而言，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容，既回应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也为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普及水平提升的同时，高等教育供给类型更加多样。职业本科的发展拓展了技术技能人才接受本科层次教育的机会，为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完善不同类型人才成长路径创造了条件。

二是优质本科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拓展。扩大优质本科学位供给是回应人民群众教育期盼、增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不仅使更多学生有机会接触高水平师资、优质课程和高端科研平台，也为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国家战略急需领域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潜在优质生源储备。

三是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我国在学研究生规模近430万，继续保持年均约5%的增长速度，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约3.1人，比2012年增加了1.8人。研究生占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的比例提升至约9.8%，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基础进一步巩固。

3.理工科人才培养基础持续夯实，重点领域布局加快推进

一是STEM人才培养结构优势突出。STEM人才是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我国高等教育STEM学科毕业生占比长期保持在四成以上，近年来更是逐年提升，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人才培养结构优势。较高的STEM人才培养比重，既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供了基础，也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二是战略急需与新兴领域人才培养布局加快推进。依托全球最大规模的理工科人才培养体系，我国高校培养的顶尖AI人才全球占比由2019年的29%跃升至2025年的57%，在我国工作的顶尖AI人才全球占比则达41%，超过美国（34%）[4]。近年来，面向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需求，我国加快学科专业布局调整，增设了一批面向绿色转型、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需求的新专业；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已有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为交叉领域人才培养提供了专业设置依据。配合专业布局调整，高校不断更新人才培养方式和培养内容，通过卓越工程师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平台开展跨学科培养，通过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为学生补充跨领域知识和技能。与此同时，高校与产业界的科研合作不断深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2026》显示，我国公共研究部门与企业合著论文占比达8.2%，位列全球第3，反映出科研体系与企业在知识生产合作方面的紧密联系[5]。我国实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和自主供给能力的跨越式发展，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劲动力。

高等教育发挥龙头作用面临的现实问题

1.科研人才储备与原始创新积累仍需加强

科研人才密度相对较小。2023年，我国每百万人口研究人员数约2107人，纵向对比增幅显著，但受人口基数庞大、发展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横向比较来看，我国该指标不足教育强国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表明，从人口相对规模看，我国科研人才储备仍显不足，高等教育需进一步增强科研人才培养能力，壮大科研人才队伍。

重大原创成果的长期积淀不够深厚。我国高被引科学家全球占比稳步提高，体现了我国活跃科研力量的国际认可度持续上升；但从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等顶尖科学奖项所反映的重大原创成果积累来看，我国与传统科学强国仍存在差距。面向创新策源需求，高等教育仍需在基础研究中持续探索、长期培育。

来华留学教育的国际吸引力仍需提升。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留学目的地之一，但如何依托优势学科和高水平科研平台吸引优秀国际学生、进一步增强对国际优秀学生特别是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吸引力，仍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在吸引留学生毕业后留华从事科研工作，以及支持毕业后返回本国的来华留学生与我国高校、科研机构保持长期学术联系等方面，相关机制和服务保障仍需完善。

2.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与人口发展需求仍有差距

本科与研究生教育人口相对规模的国际差距显著。当前，我国每千人本科在校生数和注册研究生数分别为15.6人和3.1人，均低于教育强国指数排名前15位的国家的平均值。这表明，相较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当前的本科与研究生培养规模仍然有限。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对人口变化的适应性仍需增强。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2032年前总体呈增长态势，之后由缓慢下降转向快速下降[6]。近期扩容与中长期调整之间的统筹不足，可能增加资源供需错配的风险。分省看，各省之间以及各省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省份面临巨大调整压力但调整空间有限[7]。部分地区适应人口变化的资源配置响应机制仍需完善，人口预测向招生规模、办学布局与资源投入调整的转化亟需加强。

3.人才培养结构优势尚未充分体现为产业人才优势

STEM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STEM毕业生占比较高，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人才基础，但总体培养比重尚不足以反映不同专业与产业需求的匹配程度。近年来，高校加快增设新兴产业相关专业，但部分领域仍存在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专业课程更新、实践教学条件提升和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仍需加强。

高技能人才储备与岗位能力需求仍有差距。我国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远低于排名前列的教育强国，反映出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仍有调整空间。同时，产业技术升级需要劳动者有更高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要求高等教育加强专业教育与岗位能力培养的衔接。然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产教融合中“合而不融”矛盾突出，部分高校产教融合仍存在校企合作停留在形式层面、培养内容与岗位需求衔接不紧密等问题[8]；在职劳动者继续教育参与率较低，知识更新与技能迭代存在诸多障碍[9]。

4.高等教育体系协同与引领机制尚不健全

高等教育与科技、人才间的协同仍需加强。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与科技、人才间的耦合协调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10]。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统筹联动不足，在科研任务布局、人才培养和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协调机制仍有待完善[11]。

跨学段、跨类型教育的衔接不够紧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衔接机制仍需完善，贯通培养、课程共享、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等制度尚有进一步拓展空间，影响了不同类型人才培养路径的连续性和灵活性，也制约了高等教育对教育体系整体发展的引领作用。

分类评价、分类支持机制不够完善。高校分类发展不仅需要明确办学定位，更需要与之相配合的评价标准和支持政策[12]。当前高校评价与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重规模、重数量、重办学层次的倾向，对不同类型高校的独特贡献反映不足，趋同的评价激励难以有效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

强化高等教育龙头作用的重点路径

教育强国指数的国际比较与趋势分析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形成一定发展优势，但在科研人才储备、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国际教育吸引力等方面仍面临现实问题。基于以上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应坚持巩固优势与补齐短板相结合，推动高水平资源积累转化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效。

1.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牵引高水平大学与优势学科建设。统筹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战略急需人才自主培养和重大科研任务攻关，引导高校立足自身优势学科找准主攻方向，做强基础学科，前瞻布局新兴学科，大力推进交叉学科建设，构建与国家战略任务相匹配的科研力量与人才培养体系。创新跨学科科研组织模式，推动创新平台、人才队伍、重大任务深度耦合，切实把高校办学硬实力、学术影响力转化为拔尖人才自主培养、原始科技创新的实际贡献。

以科教融汇加强高水平科研后备人才培养。针对顶尖科研力量持续壮大、科研人员人口相对规模仍然偏低的现状，推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育与科研后备力量建设一体谋划。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与高水平研究团队，推动前沿科学命题、前沿研究范式、最新科研成果深度嵌入课程体系、教材建设与实践教学环节。本科阶段注重夯实学科基础、培养科学思辨能力和科学探索兴趣；研究生阶段重点提升独立开展科学研究、跨学科协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形成分层递进、贯通衔接的科研人才培养体系。健全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联合培养机制，完善青年科研人才岗位支持、科研项目资助和职业发展保障，加强人才培养与科研岗位、职业发展之间的衔接。

健全兼顾自由探索与有组织攻关的科研制度体系。遵循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的长期积累规律，对具有创新潜力的研究方向和青年科研人员给予长期稳定支持，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原创性探索。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重大工程等目标明确的科研任务，发挥有组织科研优势，加强跨学科、跨单位联合攻关。根据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特点，完善分类评价制度，合理设置评价周期，突出原创科学价值和实际研究贡献。健全长期稳定资助与科研项目接续支持机制，减少短期考核对长期研究的干扰，为高校持续开展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创成果攻关提供制度保障。

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增强国际人才吸引力。依托我国优势学科与一流科研平台，推动来华留学生教育与联合科研攻关、高层次学术交流深度融合，全面升级课程教学、科研训练体系，完善覆盖各环节的学生服务保障。推动国际合作向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全过程延伸，打通本土高水平学术资源向特色化国际教育供给转化的路径，在开放交流过程中持续提升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国际吸引力。同时，着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不断提升工作与生活的便利程度，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回国发展[13]。

2.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完善人口变化与教育需求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针对本科与研究生教育人口相对规模仍有差距的问题，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供给，合理增加研究生培养规模。促进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教育，综合考虑适龄人口规模变化、区域人口流动、升学需求和高校培养能力，动态调整招生计划与资源布局，统筹近期需求增长与远期人口变化，加强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优质教育供给。

统筹优质教育资源扩容与条件提升。坚持招生规模与培养能力相匹配，将招生扩容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资源供给、教学科研条件改善和学生服务保障同步推进，确保新增教育资源能够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作用，促进优质课程共享和校际联合培养，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水平和利用效率。

3.增强人才培养能力，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健全以科技和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调整机制。发挥STEM人才培养结构优势，完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兼顾战略急需、产业现实需求和学科长远发展。专业调整应同步推进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践条件建设，通过行业调研、毕业生跟踪和用人单位反馈改进培养内容。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可作为专业教育的补充，增强学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顺应技术迭代变革的综合能力。

围绕产业创新各环节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支持各类高校根据办学定位，与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组织实践教学，将真实工程问题与技术改进任务纳入培养过程。发挥卓越工程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的作用，完善高校教师与企业导师协同指导机制。结合工程类硕博士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改革，明确成果要求和评价标准，重视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同时，依托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学科技园和高等研究院，加强联合研究、应用验证与成果转化，使科研、育人和产业实践能够相互促进。

将数字素养与跨领域能力培养融入专业教育。顺应数字技术发展对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提出的新要求，结合不同学科、不同职业领域特征，将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数字伦理规范有机融入课程与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学生运用数字工具和数字技术开展科学研究和专业实践的能力。通过跨学科课程与项目实践，引导学生整合不同领域知识，提升跨专业沟通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同步加强批判性思维、证据辨析与学术规范教育，引导学生理解技术应用的边界、风险与责任。

拓展支持劳动者技能更新的继续教育服务。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就业岗位变化对劳动者技能提出的新要求，支持高校与企业、行业组织共同开发面向技术变化和岗位转型的继续教育课程，完善灵活多样的终身学习方式和学习成果认定机制，促进专业学习、岗位实践、终身培训有效衔接。进一步发挥高校在知识创新、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在职劳动者开放的范围，提高高等教育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者职业发展的能力。

4.完善体系衔接与分类发展机制，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效能

完善跨学段、跨类型教育衔接机制。加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课程、师资和培养安排上的衔接，完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机制，探索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建立阶段性考核和动态调整机制。深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健全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定、积累与转换制度，通过课程共享、学分互认和弹性学习安排，拓展多样化人才成长通道，增强高等教育对教育体系的引领带动作用。

推动分类定位、分类评价与分类支持相协调。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使命，分别突出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应用研究与区域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评价重点，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在经费投入、招生计划、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实施差异化支持，减少高校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办学层次提升和学科门类齐全的倾向，引导高校立足自身办学基础和优势领域明确发展方向，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办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祁占勇，桑晓鑫.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作用机理及其行动逻辑[J].教育科学，2026（2）.

[2]柴葳.2026年度教育强国指数最新研究成果发布[N].中国教育报，2026-09-22（1）.

[3]科睿唯安发布2025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EB/OL]. https://www.clarivate.com.cn/news/clarivate-announces-high

ly-cited-researchers-2025-list/.

[4]Damien Ma， Binyi Yang. Who's Ahead in the Global 

AI Talent Race？[EB/OL]. https://asset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Ma_AI%20Talent-2026-updated.pdf.

[5]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China Ranking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6[R/OL].https://www.wipo.int/edocs/gii-ranking/2026/cn.pdf.

[6]马晓强，崔吉芳，万歆，等.《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的人口战略指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2）.

[7]胡娟，宫颢韵，段伯渊.我国省域学龄人口变化预测与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6（4）.

[8]邓子云，李凤.第二期“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建设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6（18）.

[9]邵聪祎，郭海英，张永.何以阻碍产业工人参与继续教育——基于浙江省Y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的实证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6（13/14）.

[10]车明佳，马晓强.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世界经验与中国证据[J].教育研究，2025（10）.

[11]李立国.从三螺旋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高等教育与创新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1）.

[12]马陆亭.强化创新、适配社会——“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切[J].江苏高教，2026（9）.

[13]马晓强.把握“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的定位、要求与关键任务[J].中国高等教育，2025（21）.

[本文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战略重点领域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研究”（GYJ2026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高希 马筱琼，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原载2026年第20期《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