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闲不闲,备货过年”,日历翻到小雪节气,农村就进入了农闲期。家乡的父老开始张罗摊豆丝、磨苕粉、熬麦糖、打糍粑……
小时候我有个疑问,豆丝的主要原料是大米,配料才是绿豆和黄豆,应该取名“米丝”才对,为什么要叫“豆丝”呢?听父辈说,米一贯谦虚低调,从稻谷开始便沉甸甸地低着头,而绿豆和黄豆生来都是直挺挺的,这让豆类占了上风,也因此让豆丝姓了“豆”。
看准了晴好的天气,母亲按比例称好大米、绿豆、黄豆,用温水泡10多个小时,淘洗后将大米和豆子搅拌均匀,挑到村里的磨坊排队。推磨是个机械枯燥的力气活,哥哥双手推拉着磨担沿逆时针方向推磨,姐姐在一旁搭把手助推,他们的手臂有节奏地摆动着。母亲一勺勺舀起适量的水和豆米放进石磨的洞孔,浓稠的米浆如吐烟圈般从磨膛“牙齿”中挤出来,滴在接原浆的大木盆里。
我站在哥哥姐姐身后,学着他们的模样前推后拉、前俯后仰,还嚷嚷要坐上磨担玩。哥哥姐姐不答应,母亲笑着把我放在磨担上,与石磨一起转起来。突然,哥哥姐姐同时发力,推磨的速度倍增,我惊慌失措,本能地趴在磨杆上,乞求着哭喊:“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呀……”当母亲抱起我放在地上时,已是天昏地转、双腿发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玩在磨担上转圈圈的游戏了。
摊豆丝是从半夜鸡叫开始的。母亲逐一掀开我们的热被窝,我最先穿好衣服,直奔厨房,抢到“烧灶倌”的事情。看似简单的烧灶却是个技术活,得配合灶台摊豆丝的步调,控制好灶里的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焦煳,火力小了难以成形。我哪懂得这些,一把接一把将松针送进灶膛,兴奋地看着熊熊火苗舔着锅底。“火太大了,豆丝烧成了黑锅炭。”父亲目光犀利地看着我,我胆怯地收住火钳,不敢再往灶膛添松针。“灶里到底有没有火?豆丝一拿就……”父亲大声吼叫,我吓得丢下火钳,灰溜溜地拿起筲箕,将起锅的豆丝端到簸箩上摊平放凉。
弄丢了“烧灶倌”的活儿,我开始埋怨不该在深夜摊豆丝,臆断是父母舍不得几锅豆丝,才抢在夜深人静时躲着摊。天刚亮,乡亲们循香而来,母亲热情地将他们迎进门,父亲用锅铲翻动着豆丝,撒了一些大蒜和腌菜,绕锅边淋上平时舍不得吃的麻油,米香、豆香、麻油香、大蒜香满屋飘荡。于是,一块块黄灿灿、油亮亮的豆丝接连出锅,乡亲们你吃他讲,“豆丝香里话丰年”,热闹的场景驱散了冬晨的阴冷。太阳跳出地平线,我家的豆丝也摊完了,我们将一筐筐切好的豆丝抬到晒场,摊在栈席上晾晒,我也终于明白了父母选择半夜三更摊豆丝的“算计”。
从晒场回来,母亲做好“豆丝全席”,有炕豆丝、炒豆丝、煮豆丝,看上去让人口舌生香。在我的狼吞虎咽下,一大块炕豆丝、一锅铲炒豆丝都下了肚;当我去盛煮豆丝时,母亲按住锅铲提醒我:“豆丝不能干湿混吃,更不能吃撑了。”我矜持地盛了一碗,不久便呼哧呼哧见了底。刚放下碗,饱腹感便愈来愈强烈,胸口好似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让人喘不过气来——难以承受的腹胀让我为任性买了单。
转眼离开家乡20多年,摊豆丝的趣事依稀成了遥远的梦。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只能回味儿时的快乐,却也依稀闻到了缕缕的豆丝香。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教育局)
《中国教师报》2023年01月11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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