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我的手心沁出了汗。粉笔灰簌簌地落在袖口,像一场小小的雪。台下40多双眼睛亮晶晶的,像星星突然坠落在教室。那时我才明白,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在无数年轻的心中播撒星火。
多年过去,粉笔灰早已浸入指纹,而我也渐渐懂得,教师的人生其实是在讲台与山水之间往返跋涉。课堂是方寸之间的山河,而山河又何尝不是一本摊开的教科书?
记得初为人师时,总想把每篇课文都讲得尽善尽美。有次要讲《春》,我把朱自清笔下的每一处描写都研究得很透彻,连“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这样的句子,都准备了3种不同的解读方法。上课那天,我正陶醉地讲解“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突然有个男生举手:“老师,您见过真的桃树、杏树开花吗?它们真会‘赶趟儿’吗?”
我一下子被问住了。说实话,我虽然在课本上读过无数遍《春》,却从没认真观察过春天的果树是怎样开花的。那个周末,我特意跑到郊外的果园,站在开满花的果树下看了一整天。原来,桃花的粉是带着点白的,杏花的花瓣会微微泛红,而梨花最是素净。更神奇的是,它们真像在比赛,一朵挨着一朵,热热闹闹地开着。
周一上课,我把自己拍的照片放给学生:“看,这就是‘赶趟儿’的样子。”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个女生惊喜地说:“原来朱自清没骗人,花儿真的会比赛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语文课不仅要教课本上的文字,更要带着学生看到文字背后那个鲜活的世界。
去年暑假,我独自去了徽州。青石板路蜿蜒如一篇文言文,白墙黛瓦是工整的骈句,马头墙上栖息的麻雀则像几个俏皮的标点。在一座老祠堂里,我遇见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正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写《论语》。他手腕颤抖,字却筋骨分明。
“教书匠吧?”他抬眼问我。我点头,他笑了,指着檐角雕刻的“渔樵耕读”图说:“你看,古人把‘读’与山水放在一起。粉笔头磨久了,总要沾点露水才润。”
老先生邀我喝黄山毛峰。茶汤清冽,他讲起60年代在村小教书的故事:“那时候课本只有语文、算术两本,我就带学生去田埂上课。教‘锄禾日当午’,就让他们摸老农手上的茧;教‘飞流直下三千尺’,就对着雨后山瀑临摹。”他的茶杯底沉着几片茶叶,像搁浅的小舟。
现在教室越来越亮堂,可有些光要在太阳底下才看得真切。回程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掠过的稻田,突然想起班里那些总爱望向窗外的孩子——或许教育的真谛,本就在于让孩子既能读懂《赤壁赋》,也能在真正的江风里认出苏轼笔下的月光。
教书的日子久了才渐渐明白,我们传授的从来不应该是标准答案,而应该是与这个世界温柔对峙的勇气。就像校园里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它把苦涩的果实裹进金黄的扇形叶片,年复一年地站在风霜中,却总在秋天率先“点亮”整个校园。
放学时下起了雨,教学楼前的香樟树沙沙作响,像无数翻动的书页。值日生擦黑板的声音从教室传来,粉笔灰混着雨气,在夕阳里形成一道小小的彩虹。某个瞬间,我仿佛看见10多年前的自己站在走廊里,正笨拙地练习“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板书——那时总担心写不好“鹜”字的钩,现在却更在意学生能否在晚自习的窗口,认出天际线处真正的霞光和飞鸟。
原来人生如教书,一半在书本里深耕,一半在山水间寻路。而所谓的“桃李春风”,不过是当粉笔灰落尽时,我们都能活成自己的注解——既做得了严谨的冒号,也当得起意犹未尽的省略号。就像此刻的雨,既打湿了教案上的墨迹,也浇灌着香樟树下新冒出的蘑菇。这些蘑菇明天就会消失,但那个蹲着观察它们的初一学生,或许正悄悄写下人生的第一篇自然笔记。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巴东县金果坪乡段德昌初级中学)
《中国教师报》2025年05月14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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