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文心》，遇见教育之光

90多年前出版的《文心》里早已道破教育的诸多困境。那些关于“为考试而读书”的警示，关于“把学生当人而非容器”的呼吁，至今仍在叩击每个教育工作者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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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19年暑假，乌鲁木齐的烈日炙烤着大地。我参加完继续教育培训，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新华书店，本想在返程前寻一处清凉。在书架间漫无目的游走时，一本装帧素雅的《文心》突然闯入眼帘——夏丏尊、叶圣陶两位先生合著的这本小书就这样与我猝然相逢。

记得当时指尖刚触及书脊，便莫名生出一种久别重逢的悸动。翻开泛黄的纸页，序言中“写给中学生看的”几个字让我哑然失笑，却也在瞬间卸下了作为教师的心理重负。38元的定价不算昂贵，但我捧着它走向收银台时竟有种捡到珍宝的窃喜。后来才明白，这窃喜里藏着多少教育者共通的隐秘渴望——对纯粹教育本质的渴求，对返璞归真教学方式的向往。

从乌鲁木齐返回阿克苏的绿皮火车上，我连夜读完了这本小书。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成了最好的伴奏，窗外的戈壁夜色里，我的教育观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文心》以小说体展开，通过周乐华、张大文等中学生的日常，将修辞、语法、文学史等知识如春雨般注入情节。这种将“国文的抽象知识”与“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事情”融为一体的写法，恰似一记清亮的晨钟，震碎了我教案里那些程式化的作文教学模板。

最令我震撼的是书中“触发”的理念。王先生对学生说：“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教学实践中长久封闭的门。想起那些年批改的千篇一律的作文，想起学生面对题目时茫然的眼神，原来我们共同缺失的正是这种将书本与生活相互“触发”的能力。《文心》中乐华因父亲失业而真切体会到杜甫“家书抵万金”的情怀，这种跨越时空的生命共鸣不正是语文教育最珍贵的馈赠吗？

回到学校后，我迫不及待将“触发”理念融入作文教学。不再机械地讲解“开头三法”“结尾五式”，而是带着学生观察校园里新开的杏花，让他们先触摸花瓣的质地再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有个叫古丽的学生在周记里写道：“今天发现杏花背面比正面颜色深，像藏着许多秘密。我突然懂了为什么古人说‘花看半开’，因为全开的花把秘密都说完了。”这种鲜活的体悟，远比任何技巧指导更能打动人心。

《文心》中“知与情与意”并重的思想，彻底改变了我对写作教学的认知。过去我总执着于纠正学生的语法错误，忽略了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考。书中枚叔先生指导乐华修改《秋天的田野》的片段让我醍醐灌顶——好的教师不是文字的裁判官，而是思想的助产士。我开始在作文评语中少用“此处应修改”的句式，转而提问“你当时是什么感受”“能否再回忆一个细节”。渐渐地，班里那个总写不够字数的阿迪力居然交来3页描写巴扎羊汤味道的作文，字里行间升腾的热气几乎要模糊我的眼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语汇与语感”的章节，这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而言犹如明灯。我依循书中的方法，让学生在课间收集最“有味道”的方言词。当热依汗用“攒劲”形容运动会上的同学，当艾尔肯说馕坑里取出的馕“笑得咧开了嘴”时，我看见了语言在生活土壤里自然生长的模样。这些生动的表达后来被我们编成《那些星火那些光》文集，上了我们的读书架，成了最受欢迎的班本教材。

《文心》让我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书中说：“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这句话常让我反思：我们究竟在教学生热爱生活，还是在教他们应付考试？一次带学生讨论“最想保存的声音”时，买买提说想录下妈妈揉面团时哼的民歌，因为“面粉落在盆里的声音像下小雪”。当我看见其他孩子听到这句话时眼里闪动的光，就知道有些重要的东西正在生长。

如今《文心》已在我的办公桌上陪伴了数个春秋，书页间夹满学生写的“触发卡片”。一次全校假期读书推荐会上我推荐这本书时，一位同事疑惑：“民国时期的书对现在的教学还有用吗？”我笑着翻开做了标记的一页：“你看，这里说‘不要把人教成器皿’，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吗？”

确实，90多年前出版的《文心》里早已道破教育的诸多困境。那些关于“为考试而读书”的警示，关于“把学生当人而非容器”的呼吁，至今仍在叩击每个教育工作者的良心。

合上书页，封面上“文心”二字依旧朴素如初。这本相逢恨晚的小书，早已成为我教育生命中的一枚指南针。每当在教学的迷途中彷徨，它总提醒我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要培养怎样的“人”？而答案就在那句平实的话里：“读和写都是做好一个平常人必需的事。”

（作者单位系新疆阿克苏市实验中学）

《中国教师报》2026年01月07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