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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烟深处觅村校

发布时间:2019-08-17 作者:本报记者 高毅哲 来源:中国教育报

暮色四合。

方前镇中心校幼儿园园长王淑婷站在山坳里,环顾四周。

“它在哪儿呢?”

王淑婷脚下所立,已是路的尽头。这一行,她从大路走到小路,又从小路走至一个停工的工地。

路,就在这里消失了。王淑婷眼前,只剩起伏的山峦。

“该怎么找到它呢?”

群山深处,浙江省磐安县方前镇的乡村学校中央厂小学,已是一片废弃的房屋。20年里,它和它所在的村子,相继被遗弃。据去过的人讲,破败的村落里,已经爬满了藤蔓青苔。

层峦叠嶂,隔开的不仅是王淑婷寻找中央厂小学的视线,更是中央厂小学曾经的时光——从1951年到1998年,中央厂小学存在了47年。

鸟叫之外,只有山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青山竹海,逐渐暗淡下去。中央厂小学在群山中默默等待。曾经,“大炼钢铁”的年代,赋予了这所小学“中央厂”的名号;一场洪水,冲垮了小学的教学楼和楼前道路,后来村干部和村民又顽强地延续了学校的书声……这是数以百计的小学生、18名教师共同堆砌的属于一所乡村小学的47年时光。它在等待,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记录下它濒临彻底湮灭的历史。

如今,王淑婷就站在这段小小历史的大门口。对这片存在过数以万计乡村学校的广袤土地来说,它是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对在这里生活过的村民、小学生、教师来说,它是唯一。

和王淑婷一样,2018年,磐安县600余名在职和退休教师,历时9个月,在青山绿水间逐段摸寻,逐人探访,寻找磐安县378所乡村学校的故事。

它们,都已是远去的村校。

秘密 

每所村校里,都有许多奇妙的秘密

鼎盛时期,地处深山、村落分散的磐安县,曾经拥有400余所村校。在一段时期内,这些村校解决了农村孩子的就学难题,成为他们走出大山的跳板。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多轮搬迁和撤并,当地村校全部归入所在镇的乡镇学校,村校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官方表述里,这次名为“远去的村校”的调研,是一项由县政协组织、县教育局牵头实施的文化工程。“大家做的是一件有情怀的事。”磐安县政协主席陈剑波形容村校是“山村里曾经最耀眼的光芒,乡村教师最绚丽的舞台,游子心中最难忘的记忆,更是几代人最初的出发地”。

只有最深入调研一所村校前世今生的人才会知道,一所村校里会有多少奇妙的秘密。

1967年,一名年老的教师来到磐安县双峰乡村民吴禄坞家,以吴家为教室,教当地小孩古文。老教师不收工资,只求包吃包住,教了两年后,又悄然而去,从头到尾,未留姓名。

这名老教师曾让卢国兴疑惑不已。卢国兴退休前是磐安县教育局的语文教研员,熟稔当地人文风情,曾编写磐安的教育志。这次接受磐安县教育局的任命,他成为“远去的村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光临吴禄坞家的这位老教师,卢国兴多次揣测他的行为动机,最后猜想,或许这是一位躲避“文化大革命”冲击的老知识分子,只求温饱与安全,不求闻达于乡野。

在卢国兴看来,600多名教师参与的这次历史“挖掘与保护工程”,一大贡献就是挖掘出许多“有血有肉”的史料,让村校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变成了一段故事。

时代是村校最浓厚的底色,那些或被口耳相传或被记入档案的人和事,多数和时代有关。1968年,云山乡陈华坑大队一口气办起4所村校——尽管每所村校只有一名教师,学生们读的也是几个年级合在一起上课的复式班。陈华坑大队这么做,是为了响应政府“学校办到家门口”的号召。赐敕小学所在的窈川乡赐敕村,得名于宋朝皇帝赐名。近千年后,村民们觉得“赐敕”封建意味太浓,于1966年将学校更名为“红卫小学”,到了1977年,学校的名字又悄悄改了回来。1976年,盘峰乡榉溪村在孔氏家庙里开办了高中,取名“五七”高中。在那所高中里,一名叫孔灵瑞的男生跟着一位在越剧团学过戏的女教师,学会了越剧《红楼梦》的所有唱段。后来,孔灵瑞成为榉溪村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

磐安本就是个偏僻的县城,那些散落在山坳里的村校更是闭塞。因此,一点点给村民们带来新鲜感的教师,都会在几代人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烙印。1956年,云山乡双坑小学来了一位叫李汉星的教师,他居然带来了一台留声机,每天在学校里播放戏曲音乐,给学生和村民们带来文娱活动。凭借这台留声机,他的名字被村民们深深地记住。还有一位叫周龙德的教师,喜欢和大家玩猜谜语,还热衷带人们做广播体操,他也因此成为田里北村村民们的共同回忆。至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上马石村小学任教过的金卓梅和朱松阳两位教师,他们之所以能被学生和村民们记住,是因为他们说的一口好普通话——磐安面积虽小,方言却不少,做这次调研时,很多土生土长的当地教师遇到的一大拦路虎就是方言。同为磐安人,但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乡,往往就听不懂老人们在说什么了。

躲在山沟里的学校,虽然远离尘嚣,却好像格外受各类灾害的光顾。大火、洪水、龙卷风……378所村校的历史中,留下了几十次灾害侵袭的记录。安文镇市口小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光绪年间,一直到1995年,一把大火把学校烧成灰烬,师生们全体转入镇里的学校,市口小学就此消失。方前镇下村的学校被火烧过好几次,这些火留给村民们的印象比某位省领导强多了——村里的很多老人都记得曾有位省里来的“大官”来学校视察,学生们还曾手拿鲜花夹道欢迎,但却没人记得这位领导到底是谁,倒是每次大火着起的日子,很多人记得清清楚楚。遭遇最为壮烈的是在山环乡黄林坑小学任教的教师郭威龙。1985年5月9日,一场龙卷风袭击了在祠堂办学的黄林坑小学,郭威龙见势不妙,立刻组织转移。祠堂很快倒塌,学生和村民安然无恙,殿后的郭威龙却不幸牺牲,他也成为磐安县村校历史中唯一的一名烈士。

几乎每所学校的扩建都充满着艰辛。高二乡小湖山村,海拔高度接近1000米。当地很多村落在晚清和民国时就有学校,而小湖山村直到1958年,才有了自己的学校。一个叫郭林祥的人借用大队房屋,自己当了老师。他请同村的壮汉上山砍树,又把树去皮刨平打钉,做成简单的课桌椅。他还找了一块木板刨光,刷上墨汁,做成了黑板。粉笔则是从邻近小学要来的,装在一个木匣子里,数量有限,捏不住了也舍不得丢。教学经费紧张,郭林祥还带着学生上山砍柴、捡鸡粪,换了钱就买教学用品。郭林祥只在小湖山村教了一年书,此后,他的名字就消失在了历史中。小湖山村小学则缓慢地“生长”着。1976年,乡政府给它建了7间房子;1979年,它的学生人数达到了顶峰,50人;1989年,它又有了新校舍,占地93.63平方米。

浙江素来被看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宝地。在村校的历史里,同样能看到“春天的故事”。磐安出产茶叶,茶叶也因此成为很多学校的创收利器。有的学校靠组织学生采茶卖茶产生的收入,购置了电视机。政策运用最灵活的,已经有了乡镇企业的样子。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尖山镇新宅小学的校办工厂可以生产墨汁、电灯开关、天平秤托盘和砝码等,产品在周边地市销售红火。由于工厂效益好,那个时候,该校的学生就已免费入学,困难学生还能得到补助,逢年过节,学校还给教师们发放服装、床上用品。新宅小学因此成为各级政府评选先进集体的获奖常客。

“打捞” 

这是给后人留史,所有材料都要反复查证

“打捞”这些故事,并不容易。

故事躲在老人们的记忆中——村校书声琅琅的年代,这些老人或者是村校所在地的村民,或者就是大声朗读的学生中的一员;

故事躲藏在县档案馆的架子上、角落里——这些落满尘土的档案中,隐藏着一个属于村校和它们的奋斗者们的历史;

故事还躲藏在一些学校的资料室里——有的教师发现那些资料的时候,它们零散地堆在一起,很多年份都连不起来了。“或许当废纸卖掉了吧。”学校的人说。

然后就在2018年,600多名教师来了,他们领到的任务是,把这些故事从时间的河流中“捞”出来。

难度是摆在眼前的。绝大多数村校消失的历史超过10年甚至20年,有的村庄已整体搬迁,不知道去哪找采访对象,即便找到采访对象,挖来的内容如果不能形成交叉认证或者获得可靠的证据,也不敢贸然采信。而可信度最高的各校档案,要么当时就缺页少纸,要么就是在后来的保管中漏洞百出。方前镇中心校的教师叶针娟负责的村校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她多方探寻,打听到某地还留有该校的档案,待她跑过去一问,对方告知因为某领导的一句话,这些民国时的档案就被处理掉了。

卢国兴说:“给后人留史,最怕的就是未经查证的材料,最后白纸黑字地印出来。”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的存在,让卢国兴觉得里面的乐趣十足。即便是成功核实一件微小的事情,也有挖到宝藏的喜悦。

1954年,在冷水镇潘潭村潘潭小学就读的少年卢洪木,目睹了自己的叔叔被执行死刑。围观的人群散去后,卢洪木往学校走,却渐渐体力不支。这时,潘潭小学的校长吴康尧路过,便把卢洪木背起来,走过一段山路。趴在校长背上的这段经历,成为卢洪木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8年,卢国兴要撰写潘潭小学的历史,在吴康尧的调离年份上犯了难。是1954年还是1955年?被缺失的材料搞得焦头烂额的卢国兴到处巡访,直到遇见了70多岁的卢洪木。卢洪木清楚地记得,在叔叔离世后的第二年8月,校长吴康尧离开了学校。这与卢国兴之前获得的材料形成了印证。

这一系列过程花了卢国兴不少精力。而落在书里的,只有一句话:“1955年8月吴康尧调离,由陈金良接任到1956年8月。”

随着示范文稿体例的成熟和调研方向的明确,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感受到这一文化工程的意义。

与多用地名命名的村校不同,王淑婷负责的中央厂小学得名于“大炼钢铁”年代当地开办的炼钢土厂。当地乡镇后来多次撤并,仅仅为了确定中央厂小学的所在地,王淑婷就费尽周折。在路边偶遇的两位老人,则给王淑婷带来了惊喜。其中一位老人恰好是中央厂小学第一任校长的孙子,给她提供了很多资料和线索。

让王淑婷感慨的是,一圈走访下来,能够提供中央厂小学有效信息的老人已经寥寥无几,且均年事已高。那位第一任校长的孙子,今年也已70多岁,走路已需搀扶。老人对王淑婷说:“你们办的是件好事啊,再晚来几年,就没我们这些人了。”

这句话成为王淑婷记录中央厂小学历史的巨大动力。“从1951年到1998年,这所学校存在了47年,几百名学生和教师在这里学习生活过。这是一段属于磐安的历史,就那么轻易地消失掉,太可惜了。”

为了写好云山乡白云山小学的历史,磐安县实验小学教师葛丽英曾去实地考察校园旧址。采访白云山小学老校长葛世华时,葛丽英得知,1982年到1992年,白云山小学迎来发展黄金期,白云山村委出资修建了在全县范围内都数得上的花园式校园。1986年,磐安全县分管教育的干部和各乡校校长、村校负责人都到白云山小学参观学习。当年,云山乡顺利拿下省级基础教育先进乡称号,白云山小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然而,葛丽英眼前的白云山小学旧址,已是另一番模样。存在了30多年的主楼已经拆除,旧址上种着蔬菜。大门口的围墙还在,上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字样依稀可辨。

校园旁边的一棵银杏树据说已生长千年。在这棵树下,教师们曾经三三两两地聊天,学生们捡过落下的叶子和白果。时光中,那些谈笑的教师和学生,一开始是绿蓝黑灰的,那是曾经所有中国人穿过的粗布衣服的颜色;后来,绕着银杏树散步的教师开始穿上了牛仔裤、花毛衣、小皮鞋,嬉笑打闹的学生背的书包开始五颜六色,印着孙悟空、奥特曼;再后来,这些教师和学生的笑声身影,随着学校的撤并,再也不闻不见。

惦记 

既致敬远去的教师,也致敬曾经的自己

“不走近村校的历史,就不会理解村校对磐安发展的贡献,在磐安人心中的地位。”磐安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卓珺自幼在磐安长大,也是在村校读的书。调研过程中,深埋在磐安人心中的村校情感,让陈卓珺印象深刻。

有人已离开讲台多年,听说此事,将所存资料悉数送回,唯一的要求是书出版后为其多留几本;有人已定居省外,特意将回忆整理成文交给编写组;有老教师面对找上门来素不相识的年轻教师,为不出纰漏,主动联系多名同事,以求交叉认证。

对这种深埋于心的情感,或许没有人比尖山镇中心小学的现任教师历光感受更为直接——在那么多采访挫折中,历光那一队是唯一一个被采访对象轰出来的。

头两次采访,历光因工作原因,请自己的父亲去和大园村学校退休教师厉根岳攀谈,然而厉根岳却两次把父亲轰了出来,第二次甚至还撕碎了他带去的稿子。第三次,忍无可忍的历光亲自出马,才弄清了厉根岳发怒的原因。

原来,大园村的一个花厅曾是学校的校舍。花厅历史悠久,修得雕梁画栋,很具观赏价值。花厅成为教室后,更为学校教职工珍视。然而,2008年,花厅却被村干部卖掉,继而拆毁。厉根岳为此和村干部起了争执,还受了伤。彼时,历光的小叔正在县文物局工作,厉根岳认为历家没有尽到保护责任,故而迁怒于历光的父母。

于他人,拆掉的只是一栋旧建筑,于厉根岳们,拆掉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师者岁月。这一拆,便要整整10年过去,直到2018年,追溯村校时光的历光说明来意,才算代表父辈解开了厉根岳心里的疙瘩。厉根岳很快写出介绍大园村学校历史的手稿,并亲自带历光他们实地考察。

“老教师们对校园的感情,令人钦佩。”历光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他们好太多,理应做得更好。”

对原村校教师李多爱来说,这次调研,则是一次青春的回归。

1999年,未满20岁的李多爱在高二乡丰陈村当了教师。在那里,村民们把她当自家女儿,她的窗台上,经常收到刚摘的青菜豆角。学生们带着她挖竹笋、打野兔、摘野果,她还在村校收获了爱情。后来,李多爱调到乡里任教。她走的那天,村民们堵在学校门口,看到她的行李被搬到车上,情绪激动,一度与工作人员发生口角。李多爱不敢下车,就坐在车里掉眼泪。

2018年,李多爱回到高二乡丰陈村调研。村民们端出桂圆、炖鸡蛋、白糖水混在一起的一碗“茶”,这碗“茶”,是村民们待客最隆重的礼节。

别时尚是少女,归来已近中年。李多爱忆及往事,潸然泪下。“这些往事让即将步入中年的我,在回忆中时时冲动,激励我心甘情愿为教育挥洒青春热血。”李多爱说。

像李多爱一样,如今的磐安县,出身村校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为数不少。很多教师小时候读过村校,从教后第一次走上讲台,也发生在村校。对这部分教师来说,这次调研本身也是一次他们对自己的致敬。

收获激荡在新老教师们心中的感情,是项目参与者们的意外之喜。陈卓珺曾经最担心参与调研的教师们的态度问题。“这毕竟是脱离教学本职工作的事情。”陈卓珺说。然而事实很快打消了他的疑虑,项目收尾时,很多教师提交了自己调研的心路历程,不少文章让陈卓珺感动不已。很多老师和校长都建议,应该围绕这本书,开展师德师风的建设活动。

按照要求,教师们还要梳理每所村校的杰出校友。从这偏僻山村里出来的学生们,会一拨拨走向何方?

数百篇文章给出了答案:有人会走向985高校,在那里,他们是各个学科的教授;有人会越过大洋奔赴欧美,在那里,他们开展高深的研究;有人行走四方,因为他们是纵横商海的商人;有人虎虎生威,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军官;有人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有人是诲人不倦的特级教师;有人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有人是辩才滔滔的律界精英……

几十年来,一拨拨的他们从村校简陋的课桌椅旁起身,带着乡村教师们的期望,从散在山坳里的村落出发,从无路走出小路,又从小路汇聚到奔向远方的大路。当村校的故事逐渐散去,他们的故事正值缤纷。

正在人生路上奔波忙碌的他们,或许很难再想到当年的村校,也很难想到当年的老师。

但还有人在惦记着他们。在那些人心中,他们从未长大,依然是坐在课桌旁瞪大双眼的学童。

2018年4月19日,正沉浸在村校森屋小学历史资料中的深泽乡中心小学教师马宁,收到了森屋小学75岁的老教师徐宏仁的手写信件。

徐宏仁写道:“当村校教师是个破布篮子,样样都要会一点儿,但是我样样学不精,这让我经常感到很内疚。所以,请您向森屋的孩子们帮我说声‘对不起’。”

马宁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中国教育报》2019年08月1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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