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树”缘何常青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银龄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2020—2021学年全国计划招募4800名讲学教师。

银龄讲学计划自2018年实施以来，招募了一批优秀退休教师奔赴广大乡村学校，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讲学活动，在提升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发挥着作用。

事实上，早在2010年，四川省成都市就开展了名优退休教师下乡兴教的“常青树计划”。作为银龄讲学计划的试点之一，成都市10年探索形成的经验，或许能够为银龄讲学计划的更好推行提供参考。

    ——编者按

日前，成都市中小学陆续迎来学生返校，今年65岁的余业果又开始忙碌起来。查资料，写教案，和“徒弟”——边远乡村学校的校长、教师们交流探讨，从早到晚，他乐此不疲。这样“退而不休”的工作状态，余业果已经保持了10年。

2010年，成都市以政府名义、以市级财政为保障，由成都市教育局组织，面向全国公开招募名优退休教师下乡兴教，并将其命名为“常青树——名优退休教师下乡兴教计划”，对该项计划寄予厚望。时任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在常青树计划动员大会上表示：“成都是全国统筹城乡教育改革试验区，让城乡的孩子都能接受均衡的教育，需要我们探出路子。”

发挥退休名优教师余热，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成都率先迈开了步。从简阳市综合实验学校校长岗位上退休的余业果，了解到常青树计划后心潮澎湃，报名参加了首批计划，开启了全新的退休生活。10年来，已有322名像余业果一样的银龄教师，行走在山村田野，奔忙于村小课堂，成为提升乡村教育教学水平、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常青树”。

“常青树”为什么能够常青？在成都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主任李全看来，瞄准乡村学校需求，制订科学的援教计划，最大限度发挥退休教师在教学科研、学校管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常青树”能够持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常青树计划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支教活动，而是以退休教师为突破点，全域协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薄弱地区流动的系统性构筑。”李全说。

观察一：老教师要不要给学生上课？

学生稀疏的教室里，不时传出粉笔敲击黑板的声音，工整的板书上圈圈点点画满标记。讲台上，两鬓斑白的教师声嘶力竭：“这里很重要，快记下来！”讲台下，学生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这是常青树计划实施之初，不少支教老教师曾经历过的情景。

余业果回忆，按照计划当时的要求，老教师是要走上讲台给学生上课的，并要保证一定的课时。“一是老教师精力有限，二是师生匹配度不高，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余业果所说的“匹配度”，是指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能力要能够互相匹配。有研究表明，师生匹配度越高，越有助于学习效果的提升。

李全认为，老教师要不要上讲台给学生上课，反映的是常青树计划的“立足”和“定位”问题。“我们招募的都是退休名优教师，他们的特长是什么？他们到农村能发挥什么作用？怎样才能实现支教效益最大化？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厘清的。”

10年前的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平原、丘陵、山区各占三分之一，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2010年对于不少成都远郊薄弱学校来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当时，不少在“5·12”汶川地震中受损的学校已经完成了灾后重建，一幢幢现代化教学大楼矗立乡间，各种先进的设施设备一应俱全。可这些学校却缺乏优质的师资，被当地人打趣为“硬件真硬，软件太软”。

美丽的乡村呼唤优质的师资，培养出一支本土化教师人才队伍是最紧迫的事。“农村学校最缺的不是上课的人，而是上好课的人。”李全说，在实践中，常青树计划逐渐明确了定位，就是“带名师，促发展”，以名优退休教师带动一批乡村学校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从而提升乡村学校的教学质量，让乡村孩子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

基于这样的认识，常青树计划创新老教师岗位设置，选拔具有教育管理经验的名优校长作为“学监”，全年驻守各设岗区（市）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关注和指导整个学区教育，侧重培养乡村中小学优秀校长，并负责整个学区常青树计划团队的组织和牵头工作。此外，选拔具有教育教学和科研经验的名优教师作为“导师”，全年驻守乡村学校，根据“导师”专业优势和乡村学校需求，设置“学科导师”“科研导师”“班主任导师”“校长导师”等工作室，培养乡村中小学骨干教师、青年教师。

作为有丰富管理经验的老校长，余业果被聘为“学监”，十年来见证了一批批乡村学校校长的成长。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有的乡村学校校长人生第一次穿上正装，用标准的普通话给全校教师作报告；有的第一次明白了校园文化建设对教学管理的影响竟然那么深刻；有的第一次参与了科研课题、发表了学术论文；有上千人次中青年校长、教师成长为省市区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教师，或在各类比赛中获奖，在不少乡村学校实现了零的突破……

“离岗退休，不是教育人生的终结，通过常青树计划，我的教育生命在更多年轻人身上延续。”余业果深有感触地说。

观察二：老教师到岗后由谁来“管”？

第一次了解到常青树计划的负责部门是教育人才服务中心时，李全心里有些纳闷。当时他认为，老教师下乡支教主要发挥教学研究的特长，“由教育科研业务部门主管似乎更为适合”。

事实上，教研支持只是常青树计划的一部分内容。在常青树计划特聘专家、乐山师范学院退休教授徐文基看来，要达到引导优质资源向乡村薄弱学校流动的目的，仅靠老教师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

“老教师的背后必须要有有力的支持平台，换句话讲，成都中心城区的名校名师资源，乃至全省、全国范围内的名师、专家资源，老教师们能不能调用？能调用多少？这是问题的关键。”徐文基说。

常青树计划在支教机制上的创新，让其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老教师身后，成都市着力搭建了全市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平台、乡村教师教育科研促进平台和青年教师教研教学展示平台。“如果把常青树计划比作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剂‘药方’，名优退休教师就是其中的‘药引’。”徐文基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常青树计划的主管单位来说，“管”不仅意味着管理，更重要的是服务和支持。近年来，成都市组织了30多名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特级校长，乃至多名国外教育专家为乡村学校教师开展培训和指导教育教学；不少乡村学校第一次申报成功成都市级教育科研规划课题；有的乡村学校有了历史上第一个正高级的教师顾问……

2017年初到成都泡桐树小学蒲江分校，“导师”黄科瑛就发现了这里教师队伍的短板——“年轻老师还没有成长起来，老教师只知埋头教书，教学骨干出现了断层”。

经过调研，黄科瑛发现，以往的支教活动，以专家主题讲座和零散的送教下乡为主，很难就促进教师成长的关键性问题，展开聚焦的、持续的、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在成立“导师工作室”，手把手带徒弟的同时，黄科瑛根据学校的师培需求，向成都市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名师支教申请，策划组织了系列名师送教活动，实现了“送培一体化”，极大促进了当地教师的专业成长。让黄科瑛感到踏实的是，在常青树计划的构架下，老教师并不是孤立的，“全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都能为我所用”。

作为老教师支教成果的展示和检验平台，每两年一届的“常青树”讲课比赛都让黄科瑛记忆深刻。2019年4月23日，成都市“常青树”导师工作室学员的赛课活动分别在大邑县南街小学和都江堰青城山学校拉开序幕。黄科瑛团队的教师抽到的是二年级语文课文《小毛虫》和五年级体育课程“篮球行进间运球”。

从疏导紧张情绪，到解读教材、分析教材、撰写教案、试讲演练……天黑了，夜深了，黄科瑛还带着团队研讨：如何引导孩子们深刻理解小毛虫破茧成蝶的艰辛？如何让学生在行进间运球完成绕杆动作？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调动借班上课孩子的积极性？

第二天，在成都市“常青树”工作室学员课堂教学大赛中，经过激烈角逐，黄科瑛团队教师脱颖而出，分别获得成都市一、二等奖的好成绩。

成绩公布后，泡桐树小学蒲江分校的教师们欢喜雀跃，流下了眼泪。他们感叹，在常青树计划的支持和帮助下，边远乡村小学终于“打了个翻身仗”。

观察三：老教师如何融入乡村教育？

常青树计划的实践探索，也曾坐过冷板凳，经历过迷茫。

成都市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赖萍长期对接老教师下乡的服务和保障工作。她记得，常青树计划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有老教师住在学校里，学生放学后就剩下他一个人；有的老教师到岗位后，被‘晾’在一边，无事可做；还有的乡村学校校长、教师认为老教师是‘空降’下来的‘钦差大臣’，对其敬而远之……”

融入乡村学校的教育生态，是“常青树”们发挥其作用的前提。

徐文基在《基于区域教师均衡发展的“常青树计划”实践研究——以成都市为例》中，对老教师难以融入乡村教育的原因做过系统分析。他认为，作为退休人员，老教师在乡村学校被认可和接纳的程度不高；从乡村学校层面来看，不同学校、不同的在职教育管理者，面对老教师时心态各不相同，双方需要对接、磨合；从老教师自身来看，不少人退休前在业界已经有很高的名誉和地位，潜意识仍停留在在职校长或名优教师的角色定位，缺少角色的转化，难免会产生心理反差与潜在的冲突。

为解决上述矛盾，每年，成都市都会对新一届“学监”和“导师”进行岗前培训。徐文基在培训中总是要强调“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老者，但要别人敬重，需要展示出我们的经验、才干和智慧”。

余业果每年也应邀和新“学监”、新“导师”交流经验，他以自身经历帮助老教师们转变角色和心态：“到农村学校后，要有‘三个学会’，学会交朋友、学会当参谋、学会当学监（导师）。”

常青树计划驻简阳学监、四川省特级教师、原四川省政协委员唐顺发认为，要提升乡村学校对老教师的接纳度，关键在于老教师下乡后要为乡村教师成长、乡村学校发展解决实际问题，不是“走过场”，“这就决定了帮扶的内容和手段，一定是从乡村学校的需求中生发的”。

2017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了2016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唐顺发了解到，简阳市四年级学生每月的课外阅读量在4本及以上的比例为61.3%，低于全省均值8.1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均值8.9个百分点；简阳市八年级学生每月的课外阅读量在4本及以上的比例为44.3%，低于全省均值4.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均值3.7个百分点。

“这让我很吃惊。”于是，唐顺发在简阳三星学区开展调研，进一步了解简阳乡村学生阅读的现状，他以此为突破口，向三星学区督导组提出建议，大力推进学区内各中小学广泛开展国学诵读和课外阅读活动。

这样的建议，直击简阳市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的痛点，督导组非常重视并赞同唐顺发的想法，委托他代拟了《简阳市三星学区初中语文阅读计划实施方案（试行）》。

2017年12月13日，三星学区督导组在简阳全市率先举行了国学诵读暨推进农村学生课外阅读活动启动仪式，从此，学区内各学校开始广泛开展学生国学诵读和课外阅读活动。在阅读活动中，不少乡村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有了落脚点，学校发展找到了“生长点”，办学品位越来越高。

唐顺发还把阅读活动和教师培训联系起来，让工作室教师参与编写学生读本，写心得，编写个人成果集。“编写教材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写心得和个人成果集又是总结、提炼、升华的过程，年轻老师因此成长飞快。”

找准了乡村教育的需求，切实帮助乡村学校解决了问题，几年下来，唐顺发不仅在乡村学校“留住了、干好了”，更赢得了当地师生的尊重和敬仰。

■专家观点

因地因人施策推进银龄讲学计划

容中逵

银龄讲学计划为广大乡村学校教学水平和育人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有效缓解了乡村学校优质师资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矛盾，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从具体实施情况来看，招募活动是按计划分指标进行的，但2018年以来全国各省份招募数量并没有达到计划预期。例如，湖南省这项工作是做得较为出色的，但2018年计划招募300人，实际招募259人；甘肃省也很重视这项工作，2019年在教育部网站发布100人的招募计划，但只招募到21人。

此外，《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规定的资格条件是“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但从目前相关省份情况看，所募教师多为中级职称。例如湖南省2018年招募的259名教师中，高级教师有20人，占7.72%；甘肃省2019年招募的21名教师中，没有高级教师。

之所以产生上述现象，是因为招募对象实际情况的差异性。退休教师身体状况不一、家庭情形各异、对退休后的生活追求及规划不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其对招募活动的态度。因身体不适、子女反对、享受退休生活等原因，不应招募者多有存在，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更是如此。

如何保证银龄讲学计划的有效实施？建议考虑如下措施：一是细致统筹。在招募方式上，建议将国家贫困或“三区三州”地区所处地域的相关自然条件、办学状况及招募教师的岗位需求予以细致统筹并做出公示，以便受募人员结合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二是明确分类。在招募教师所尽职责上，建议将所募教师分为课堂教学与教育指导两类。课堂教学类集中解决乡村学校课堂教学的具体学科及其课堂教学指导问题；教育指导类集中解决乡村学校的课程规划、师资培养、学校管理等相关能力水平提升问题。三是追踪成效。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形成追踪机制，及时掌握招募教师在所属服务区域及学校的基本动态，其目的不在于考核，而在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今后该项工作的完善提供改进意见和措施。

但招募退休教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教师的有效供给问题。在确保乡村教师有效供给方面，一个基本的思路是，在当前社会发展总体态势和既定制度框架下，乡村教师的持续有效供给不能依据从教者本身的意愿来实现，而要从宏观上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来解决。具体需采取三类制度：一是入职阶段师范生的国家计划分配制度，主要解决乡村师资的基本供给问题，目的是确保广大乡村有师可教。二是从教阶段乡村教师的自然分层分流制度，主要解决乡村师资的动力问题，目的是确保广大乡村教师所求可达。三是退出阶段乡村教师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主要解决乡村师资的效应辐射问题，目的是确保广大乡村教师无忧可顾。

（容中逵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乡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采访整理）

■基层探索

帮助青年教师在职业发展中少走弯路

谢作塘

2018年，得知银龄讲学计划的消息，我第一时间报了名。我是特级教师，也是全国优秀教师，报名的初心就是把几十年的教育经验，尤其是乡村教育的理念释放出来，去指导青年教师。

近些年，乡村学校有一大批新到岗的青年教师，他们有干劲，但缺乏经验。他们白天承担课时多，晚上备课、改作业，还要照顾学生生活、参与各种事务性工作，能静下心来自主研究教材教法的时间少，工作压力很大。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在职业发展中少走弯路，我与几位退休教师组建了银龄讲学团，到本县岩泉、玉溪镇乡村学校开展帮教活动。每到一所乡村学校，我们都会去听课，课后和教师交流，发现他们备课、讲课存在什么短板，就一点点去讲怎么做会更有效，然后再上示范课，这样的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基于这些年的实践，我建议县级教育部门可以牵头组建3—5人的银龄讲学团，了解每个乡镇的教育薄弱环节后，由讲学团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退休教师体力不如青年教师，上讲台给学生授课容易疲劳，但指导青年教师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除了国家拨款，如果本地教育行政部门能够给退休教师提供一些补助，会吸引更多教师参与银龄讲学计划。

（谢作塘系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学校退休教师，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0年06月0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