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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制作无障碍电影208部,中国传媒大学师生为视障群体铺设“文化盲道”

“讲”电影的大学生

发布时间:2020-07-14 作者:本报记者 刘亦凡 来源:中国教育报

“妈妈,红色是什么颜色?”

电影散场时刻,从叽叽喳喳的人声中,捕捉到一个视障小朋友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硕士生胡芳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并不简单。

那是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为视障群体特别设置的一次放映。

在此之前,中国电影产业已高歌猛进十余年。银幕占领都市后又进军城镇,把看电影培养成十数亿人次的日常生活方式。

但对于全国1700多万视障人士来说,实现这种“日常”并不容易。

看不见,听不懂,所以无法参与,这是视障群体面对电影时的无奈。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让电影同样丰富视障群体的精神生活,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与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合作,发起“光明影院”公益项目,依托师生讲述,制作无障碍版本电影,为视障群体铺设“文化盲道”。

从视觉到听觉——“红色,是火焰的颜色”

“啪!您能听到吗?”

“好像是拍了一下手?”

“我现在是用一个拳头打另一个手掌,光听这个声音,您知道我哪只手握拳吗?”

视障群体理解电影的难点在哪儿?采访中,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广播电视学专业博士生蔡雨在电话那头做了个小实验。

科学研究表明,普通人获取的信息,80%以上来源于视觉。面对电影这种被称为“光影盛宴”的文化产品,失去视觉就意味着,《霸王别姬》的眼波流转、《英雄》的大漠胡杨、《战狼》的激烈交锋、《流浪地球》的未来世界……一切源于光影的情节、美感和想象力,统统归于混沌。

而无障碍电影要做的,正是把视觉转化为听觉,帮助视障群体将流失的信息找回来。

事实上,随着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无障碍电影早已不是新生事物。

在上海等城市,部分影院会定期开设无障碍专场,志愿者会在电影放映的同时为观众补充讲述画面内容;此外,一些志愿机构尝试模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电影录音剪辑手法,利用影片中的人物对白、音乐、声效等,结合志愿者讲述,对电影进行二次加工,制作出类似于广播剧的听觉产品。

但这两种无障碍电影也有其局限性:前者受志愿者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无法广泛传播;后者则无法将视障群体真正带入影院。

怎样制作一种既能反复观看、广泛传播,又能让视障人士与家人、朋友共同欣赏,甚至吸引他们走进影院的无障碍电影呢?“光明影院”的办法是,不改变电影原片的声画节奏,由志愿者在电影背景音、人物对话的间隙,插入对电影画面关键信息的讲述。

这是一项听上去并不困难的工作,却让许多志愿者在深夜里抓耳挠腮。广播电视学专业(新媒体方向)研究生李怡滢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冬天,加入“光明影院”没多久,李怡滢就接到了重磅任务——根据视障朋友们的票选结果,她讲述的电影《西虹市首富》将登陆次年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动。

“那是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第一次走进专业影院,也是‘光明影院’第一次登上国际电影节并成为固定公益单元。”李怡滢回忆,“我的紧张多过激动。”

为了讲好这部电影,她拖着进度条反反复复地看,花了一周时间静坐在电脑前,完成了2.7万字的讲述稿。

可有耐心坐冷板凳不等于讲得好电影。师哥的一句话点醒了她——“你得想想,盲人能懂吗?”

影片里,男主角从保险柜拿出一捆钱,支持一个虚伪作家的演讲。这捆表现男主角挥霍无度的钱,正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信息。

可怎么向视障朋友解释这捆钱有多少呢?李怡滢和师哥开始推敲——

“小臂那么长的现金?”“日常生活不这样说,观众乍一听不一定能反应过来。”

“像四五块砖头摞起来那么高呢?”“表现男主角有钱、挥霍,用砖头作比不合适。”

“像枕头那么高?”“没躺人的枕头还是躺了人的枕头?”

……

这个细节最终确定为“约20万元的一捆钱”。“我明白了,要精确讲述电影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画面描述。”李怡滢说。

“词穷”“怀疑自己不会中文”,讲述稿写作的困难,在碰见动作片、动画片时尤甚。讲不好《寻龙诀》的打斗场面和《大鱼海棠》的东方美学意境,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硕士生李超鹏就去网上搜剧本,借剧本文字启发写作灵感。

每部电影有300至500个画面,稍不留意就会错过关键信息。艺术硕士杨明把每个画面看10遍以上,“每写一部电影,都需要按3000次以上暂停键”。

要把观众带入电影表达的情绪,讲述就不能平铺直叙。面对《少林寺》的经典武打场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电视编辑方向)本科生陈敬瑜干脆放下讲述稿、推开桌椅,站在麦克风前一边比画武打动作一边完成了配音。

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真正站在视障群体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需求。

作为“光明影院”的老成员,蔡雨目前负责对志愿者们的讲述稿进行审核。她记得,一位志愿者在讲《小兵张嘎》时,为了烘托战争气氛,为中日双方交火的枪炮声留下了很多时间。这种时候,蔡雨就会请志愿者闭上眼睛听作品,站在视障朋友的角度思考,仅仅听到枪炮的“砰砰”声,能否判断战况,能否理解电影情节。

先天失明的人群更为特殊,对于他们来说,颜色这种仅能靠视觉理解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大家都说盲人的眼前是黑色的,其实他们看不到颜色,他们的眼前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空洞感。就像你用手捂住一只眼睛,然后突然松开,那一瞬间的感觉。”蔡雨说。

没有视觉概念怎么办?志愿者们讨论许久,决定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于是,在胡芳的讲述稿中,视障小朋友的问题有了答案:“红色,是火焰的颜色”,它们一样温暖而热烈。

从几名成员到500多人的师生志愿者团队,从试水的5部影片到每周2部、每年104部影片,从北京一个社区活动室的线下放映到全国30个省份的公益推广传播,两年多来,“光明影院”稳扎稳打,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也实实在在服务了全国的视障人士。正因如此,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该项目荣获“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全国金奖。

但比起奖杯与鲜花,更让志愿者们开心的或许还是来自视障朋友的肯定。

“过去看电影,里面能看懂的东西只有10%。如今有了‘光明影院’,我100%都看懂了。”海南省三亚市盲协主席黎绍云说。

从给予到收获——“其实我最想感谢的是他们”

做公益能有什么回报?几年前,李超鹏就被问过这个问题。

本科时,他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曾到访过当地的盲校。发现盲校的孩子对课外书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感兴趣,就创办了一个专门为盲校孩子读书的社团,取名“我是你的眼”。

“社团维持了两年,我毕业后就没有再进行下去。”说起这事儿,李超鹏的语气中不无遗憾,“一些同学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花精力和金钱去做这样一件事,付出又没有回报。”

如今加入“光明影院”,他获得了回报。

在电视学院,学生最基本的专业实践就是理解分镜头,看他人如何运用视听语言完成作品,表达了什么内涵。而在“光明影院”,志愿者把画面转化为文字的过程,正是一种基本的分镜头训练。

“讲电影前,一部片子要反复地看,就像学电影的学生们拉片一样,要知道这部电影里哪些画面、哪个细节很重要,这就是一种视听语言感知的锻炼。”蔡雨笑言,她爱看视觉效果震撼的大片,去影院主要追求一个“爽”。加入“光明影院”后,故事片、文艺片,她都逼着自己看,“现在在同学中间,我的阅片量应该是很高的”。

在学院教授赵淑萍看来,锻炼学生的作品把握能力,从专业学习角度来看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理解、分析电影的能力,把握作品的能力,这些对学生来说特别重要。将来他们不管做记者、编导、摄像还是其他职业,首先要有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往往决定创作水平。”

比起专业能力提升这种具体可感的进步,内心的所得让志愿者们更充实、更有归属感。

担任放映推广组组长后,李超鹏先后与全国30个省份的盲协主席有过交流。这些视障群体中自强不息的代表,常常以亲身经历感染着他。“不想跳出舒适区的时候就会想,他们都那么努力,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前,李怡滢把她的“西虹市”来来回回剪成了“番茄酱”。“我这样讲还有没有笑点啊?”“观众要是不能接受怎么办?”充分的准备没有给她带来自信,反而增添了自我怀疑。

放映当天,坐在影院最后一排上方、架设器材的“小黑屋”里,隔着厚厚的窗玻璃,李怡滢听不到观众发出的声音,向前望去,满满一片后脑勺,她的内心更加忐忑不安。好不容易熬到放映结束,她马上冲入观影区,挨个问志愿者们观众的反应如何,有没有笑。

收到小伙伴们的肯定,看到视障朋友脸上的笑容,听他们一声声说着“谢谢”,李怡滢的心从嗓子眼归位。“其实,我最想感谢的是他们,感谢他们愿意来,感谢他们愿意看,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意义。”后来她这样写道。

“参与‘光明影院’的过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决赛的答辩台上,蔡雨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这道题团队在赛前就精心准备过,但那时那刻,面对台下的十余位评委,蔡雨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画面,是在青海放映时经历的一幕。

2019年6月,“光明影院”来到青海。交流时,听到蔡雨的声音,青海盲协主席田起民突然转头说出了她的名字。正当蔡雨为没有进行过自我介绍纳闷时,田起民接着说:“我是你的粉丝呀!我听过你配的《无问西东》,你是讲述人蔡雨。”

“‘我是你的粉丝呀’,这句话如今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就像一束温暖的光亮。每当我为配好一部电影精疲力竭时,它都在激励指引着我不断向前。”最终,蔡雨没有说准备好的答案。

分工各异,经历不同,每个志愿者都有自己的故事。但谈及参与“光明影院”最大的收获,所有人几乎都提到了一个词:同理心。

“要让视障群体能够看懂我们的电影,就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这也让我有了更多元的视角。”李超鹏说,“以前做事情更多想到的是自己,加入‘光明影院’后,会更多考虑别人的感受。”

同理心更体现在与视障朋友相处的细节上。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地点,定在北京西单一座繁华商场顶楼的影院内,志愿者们需要把前来参加活动的视障朋友从地铁站、公交站、大巴车上接进室内。

考虑到志愿者们与视障群体相处的经验并不多,李超鹏在活动策划阶段就对他们进行了培训,特别强调在引导视障朋友的过程中不要拉扯搀扶,要走在他们的斜前方,让他们自己选择要不要把手搭在志愿者肩上。

“同学们能说出‘同理心’,我觉得挺欣慰的。”电视学院党委副书记秦瑜明坦言,当下做教育,特别困惑也特别希望避免的一点,就是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人在专业上的建树不仅仅依靠专业能力。对于传媒类学生来说,社会责任感、共情能力的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不是说有价值观的灌输,这个课就是好课。学生需要的是引导。”秦瑜明强调,“‘光明影院’项目本身的设计,就是让学生有获得感,让他们感受到人和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真情,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忽视到平视——“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光明”

1732万人,这是目前我国视障群体的总数,它相当于荷兰全部的人口,意味着平均每100人当中,就有1人承受着视觉功能受损带来的生活不便。

但与这个庞大数字不相符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很少看到视障朋友的身影,为他们建设的盲道常被各种车辆挤占,导盲犬被抵制搭乘公共交通的新闻隔段时间就会冒出来。

普通人与视障群体,似乎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

而“光明影院”,成了其中的虫洞。

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加入“光明影院”之前,广播电视学专业(国际新闻传播方向)本科生徐劭航从没有接触过视障群体。可完成了两篇电影讲述稿后,他的“雷达”忽然变敏感了。

“以前一直都没注意到,原来我们小区里就有视障邻居。”徐劭航说,疫情期间待在家,关注邻里群信息,听到一位视障邻居说自己出门回家都很不方便,呼吁业主们不要把机动车停在单元门口。

蔡雨也是在“光明影院”举行第一次线下活动时,才意识到视障群体与自己的距离之近。在那次社区活动中心举办的电影放映中,50多位视障人士应邀而来,让蔡雨觉得很“震撼”,“工作一下子有了对象感”。

像是戳破了一层窗户纸,志愿者们看见了视障群体,心里也有了他们。

“其实他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特殊,和他们聊天,看他们之间互开玩笑,会发现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不同。”李超鹏说,面对残疾人群体,大多数人会不自觉地想到“我们要帮助他们”,“但其实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俯视或仰视,他们需要的只是平视。”

青海放映推广的经历也让蔡雨深刻理解了什么叫作“平视”。

在现场,有位听力障碍的女孩非常想说两句。因为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比一般人大,再加上话筒扩音,听起来就更有力量:“我们不希望别人说我们是特殊的,我们只是特别的。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朵花,我也只是万花丛中的一朵。”

“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多彩的人生,不能因为他们有某个感官的缺失,我们就把注意力全都聚焦于此。”蔡雨说。

盲道、无障碍电影,这些基于物理、文化的无障碍建设,最终目标都是人心的无障碍,即对某个特定群体的“平视”和“去特殊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光明影院”的志愿者们已先行一步。

而要让无障碍意识播撒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光明影院”想做的还有更多。

带队参加海南国际电影节时,一对母子曾让赵淑萍印象深刻。他们中间,孩子是明眼人,母亲是视障人士,两人之前从没有一起看过电影,更不用说讨论一部电影。

“电影不仅是文化产品,也是社会交往的仪式,是社会生存权利保障非常重要的部分。”秦瑜明认为,在无障碍电影推广过程中,视障人士进入影院看电影这种仪式和获取电影内容同等重要,前者意味着他们真正融入社会生活。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影院已为视障群体设置单独的放映声道,视障人士与普通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影院的同一个放映厅,同时欣赏一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本和普通版本。

我国的无障碍建设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推进。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导演贾樟柯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议案》,建议国家为无障碍电影立法、建设无障碍电影标准、减少对于无障碍电影的版权限制、完善影院的无障碍观影设施,并对“光明影院”给予肯定。

“今年两会,这一话题同样受到关注。”赵淑萍表示,目前“光明影院”要做的,就是依托高校科研资源,尝试为无障碍电影设立专业标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在秦瑜明看来,依托“光明影院”项目,研究今天的媒介环境下,视障群体与普通群体的数字鸿沟是在弥合还是增大,是很有价值的议题,它关系着视障群体的媒介权利保障问题。“我们也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让他们感受到平等、社会公平,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社会公平的守护者。”

宏大词语的意义往往体现在小处,一张电影票也可以是社会公平的注解。

回想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动,让秦瑜明印象最深刻的,是视障朋友们入场的阶段。为了给他们作纪念,志愿者特意准备了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张电影票作为礼物。“他们拿着电影票去找自己的座位,电影放完也不肯走,想要再感受感受电影院的氛围。那个场景,看到的人都会觉得非常感动。”

“做‘光明影院’项目,和其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不太一样,它的成就感不体现在成果、论文上,因为它的对象是人。当你通过自己的工作,进入、丰富、满足、提升了他人的生活,那种成就感是没法儿用语言来形容的。”秦瑜明说,“不仅仅是我们为视障群体付出,他们也带给我们很多珍贵的东西。”

“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光明”,莎士比亚曾这样说过。

《中国教育报》2020年07月1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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