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初心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教育论述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教育论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本版自今日起开设“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教育论述”栏目，学习、总结、梳理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智慧、党领导下教育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推动教育战线从中汲取前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贡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实践，始于五四运动时期。党的教育实践，是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百年来党的教育实践始终牢记这一初心和使命。

    五四运动开启中国新教育发展方向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仅武力入侵瓜分中国，而且推行更深层的奴化政策，强制推行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企图摧毁中华民族固有文明以达到亡国灭种之目的。清末士大夫文人普遍认知到拯救中华文明是救亡图存的根本。林则徐、魏源等人最先发出改造中国文化的呼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器物文明。此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以创办企业、筹划海防、创办新式海军、创建新式学堂和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等举措，培养经济实用科技人才和精通世界时务的治国能臣。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失败，激发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政治制度的思考。他们策划并推动了戊戌变法，但百日遂告失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再次胜利，增强了清廷兴学强兵的动力。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开启现代学制。1905年，清政府正式完全废除科举制度，寄希望于新学制、新学堂。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德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主持制定和颁布民国学制，废除尊孔读经。但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后，大搞教育复古。蔡元培1916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时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将反对封建礼制下的旧文化、旧教育，提倡适应世界潮流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五四运动探索由器物文明、制度文明转至改造国民素质的精神文明，为中国新教育发展启示了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教育探索为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发起者。十月革命后，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讲，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张太雷等加入。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和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日本、法国等地相继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刊物。11月，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创办。同时，新青年出版社组织陈望道等人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共产党宣言》中的教育阐述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教育实践的指导思想。如对资产阶级教育本质的揭露——“把人训练成机器”的教育；对无产者执行的教育设想——“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对教育之于革命的作用——“一分钟也不能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显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对教育理想的阐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面向工农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诸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和《工人周刊》、长沙的《湘江评论》、广州的《劳动者》和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对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意识启蒙教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与探索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人才，也为唤醒工农和组织、武装革命力量积累了宝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党的教育思想奠定根基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指导中国教育实践，逐渐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精神主旨与基本框架，为后来直至今天党的教育方针、宗旨和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一，从社会建设全局定义教育的本质与价值，视教育为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的工具。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失望于改良路径，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的启发下，信奉俄国式革命方法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获得“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新教育必须与新经济、新政治相适应，必须抛弃一切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与伦理之束缚。他在《青春》中指出，“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促进新道德，建设新文化。陈独秀亦在《新青年》宣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在《答孔昭铭》中说道：“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

恽代英于1917年发表《社会性之修养》，将“修养社会性”作为社会事业甚至救国基础。他在《致沈泽民高语罕》《国家主义的教育》等文章中深刻指出，反动统治阶级控制的、饭碗主义的形式教育是没有希望的，“于救国全无益处”。他号召青年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投身救国运动。他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把庚子赔款作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经费，以此消灭掉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我们必须反对他，比反对经济、政治与武力的侵略更加倍努力才好”。

杨贤江指出，教育是依据经济构造以成形，且跟随经济发展以变迁的。教育与社会的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而且以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教育是通过培养“特殊的劳动力”和精神文化的再生产来影响社会的。他阐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指出不同时期的教育都要服务政党政治斗争的需要。在革命过程中，教育是革命党人用作觉醒、动员、组织民众的武器；在革命成功后，教育更要担负起教导、训练民众的责任，以培养新社会、新经济制度下所需的“特殊的劳动力”。

第二，教育以所有国民为对象，启发广大人民的自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总结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教训，对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深知革命成功在于发动起广大工农群体，在于唤起一切国民的觉悟。五四运动中不仅有知识分子群体，还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人逐渐成为斗争的主力。这一现实鼓舞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启导全体国民觉醒的决心和信心。

李大钊指出，劳动大众是社会的主人，教育必须首先满足他们求知的需要。他在《劳动教育问题》中指出：“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版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而“民主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在李大钊的号召下，劳工教育成为普遍共识与共同行为。夜校、半日学校、贫民学校、图书馆、书报社、乡间学校、农民补习班等教育机构普遍施行。

陈独秀则关注到中国农民问题，指出，“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基于此，他特别强调要对乡村民众开展教育。

李大钊分析指出，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两性间的“平民主义”比什么都要紧。因而，“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他主张妇女应当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接受教育是妇女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为代表。这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教育引导密不可分。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希望，首先在青年人的觉醒，只有青年人觉醒了，才能担当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任。“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高度重视青年人的知识教育和人格养成，尤其注重对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布《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希望以此来改造、塑造中国青年的精神。他们也都明确号召青年要到工农群众中去，走出一条青年教育与工农结合的新路径。

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打破传统士农工商的教育权差异，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占人口半数的女子、人群中最活跃的青年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使人民具有了基本的知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从一开始便确立了中国教育的人民性。

第三，探索出中国独有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大部分人，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等都有过勤工俭学的经历，他们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者，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成长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家和提倡者。李大钊是最早宣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代表人物，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撰文主张“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他还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探索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工读结合”，即工者与读者两种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以赴法勤工俭学和工读互助团为代表；二是先进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兴办学校，为生产劳动者提供知识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启蒙，他们自觉“出发往民间去”，在全国各地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班、平民学校等；三是以亲近和走进劳动者的态度与方式，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实践。如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动穿起工农的服装，学习工农的语言，从事工农的劳动，领导工农的运动，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形式转向实质，彻底摆脱了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封建教育。回望百年之前，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透彻领悟和实际运用，富有洞见而深刻的教育思想，既着眼整体又扎根大地的教育实践，今日看来，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中国教育报》2021年06月2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