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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向善哲思

发布时间:2025-07-24 作者:夏欣 来源:中国教育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科技发展需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要义。

  当下,以人工智能、元宇宙与扩展现实、区块链与去中心化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构成重塑人类文明形态的关键性力量,并通过突变创新模式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促使个体生存状态和整体文明发展形态发生嬗变。这一变化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科技伦理困境:算法歧视瓦解着社会公平基石,基因剪刀撼动着生命伦理根基,“深度伪造”侵蚀着认知体系稳定。这些新现象既为科技发展服务人民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在这场人性与技术的拉锯战中,“科技向善”的理念应运而生,推动世界发展由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无序扩张向以价值理性为引领的自觉进步转变。此理念范式正走出技术中立的框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来绘制科技之维的价值坐标系,通过制度的创生和价值的内嵌,促使科学技术指向人类福祉增进、社会正义维护及文明底线守护的宏大图景,推动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同向而行。这一全球性共识的形成,实质上是人类在科技奇点临近之际集体理性的觉醒。这一过程要求我们,对科技发展的评价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道德、伦理等价值要素为核心。科技进步不能仅以经济效率为单一指向,而要向综合性多维文明价值的生成不断演进。

  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增加了关于科技伦理的相关内容,强调“建立和完善科研诚信制度和科技监督体系”。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这些举措彰显了我国对科技向善这一价值观念的高度重视及在科技治理方面的责任担当。

  防范技术集权及滥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科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意味着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取得长足进步,如果运用得当,促进科技向善,能够为人的幸福、民族和国家的强大、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福音。而如果科技成为别有用心者谋取私欲的工具,那么它将为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技术异化为资本的增值工具,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过程、人同其类本质及人同人的四重疏离,让本应解放生产力的科技反而成为新型剥削手段。

  科技创新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以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方向。科技发展首先应以人民为中心。算法歧视以可见的方式肆虐,但技术垄断对社会公正及合法性的巨大破坏更值得警惕。美国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描述了算法偏见如何在不透明的“黑箱”中成为“数字毁灭武器”,在社会中产生“自我加强”作用,加剧社会不公,使弱势群体缺乏改变现状的机会,进而导致自身受到更大的伤害。

  追求科技向善旨在防范技术滥用,确保科技应用在公开透明、公正问责的框架下运行,维护智能时代的社会公平正义,让人类从算法的压迫中解放,实现其本质的复归及自由全面的发展。

  应对世界共同挑战,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科技向善的使命不仅在于修复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裂痕,更在于运用科技力量积极应对威胁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2024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1850年至1900年平均值)高出1.49℃,成为全球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暖年份。危机的本质是传统发展模式与地球承载力矛盾的集中爆发。

  当前,绿色发展已超越单纯的环境领域,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元素。科技创新不仅能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更能重新建构“人类—技术—自然”的关系。

  因此,科技向善不仅能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挑战,更是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观的必要战略。只有将科技向善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确保科技红利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推动制度改革,促进多方参与的技术治理机制建设。在技术深度嵌入社会内在结构的智能时代,技术治理已演变为社会系统无法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技术系统从工具属性转向社会建构属性,其引发的技术与社会的互构已突破传统治理框架的承载边界,传统科层制治理的线性逻辑已难以应对指数级技术创新的涌现性风险。为弥合这一缺口,需通过制度建设与伦理导向的双向发力:通过制度建设设置刚性边界,并通过伦理导向嵌入柔性价值,二者通过动态调整为科技向善的内容及方式方法进行不断校准。

  追求科技向善,其意义远不止于“用技术做好事”,而在于把对公共价值的守护嵌入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社会多方的协作必不可少。政府通过立法与监管兜底,企业主动承担起伦理责任,公众则凭借向善的意识尽己之力,从而形成持续迭代的向善闭环。这既防止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昂贵代价,也让社会整体利益在技术曲线陡峭上升的同时获得正向收益。

  科技向善推动的制度改革与技术机制改革是智能时代权力与责任的再平衡。科技治理现代化虽任重道远,但通过“小步快跑”的多方合力,定能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洪流中倒映出人类尊严的闪耀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教育报》2025年07月24日 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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