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报告应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印发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教育机构及从业人员发现性侵、虐待、欺凌等九类情形应当报告。202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与《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进一步在规范上细化学校及教职工的强制报告义务。

　　然而，制度实践通向目标设计仍存有一定距离。首先，报告义务的“泛化”致使未成年人真实需求的“隐匿”，部分教师因担忧行政追责而过度报告，反而加剧受暴未成年人的标签化风险。其次，公权强制介入的“及时”忽视未成年人意愿的“自主”，制度强调快速响应，未充分体现教师与未成年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参与权利。最后，法律责任“威慑”与专业支持“缺位”并存，报告后的干预措施未能有效回应未成年人多元诉求。上述问题的本质，很大程度在于现阶段强制报告制度尚未充分内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所规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的核心要义。

　　从制度的功能定位看，强制报告应定位为未成年人权利实现的启动机制。现行制度将强制报告主要定位为监管工具，侧重通过责任追究倒逼学校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这一功能定位导致制度运行呈现“重程序、轻实体”倾向。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中“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精神，强制报告应被重新界定为未成年人权利实现的启动机制，其制度功能在于打通未成年人利益诉求进入公权救济的规范通道。强制报告制度应从“安全风险防控”转向“权益综合保障”，引入更加精细的影响评估机制，定期检视强制报告制度运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实际影响。

　　从制度的义务配置看，应根据欺凌情况分级设定报告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采用严重欺凌应当及时报告的强制性表述，缺乏明晰的实践指引。对于大部分轻微冲突，强制报告可能激化矛盾、破坏同伴关系，而对于严重霸凌，延迟报告则贻误干预时机。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中“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要义，理想的规范构造应引入“即时报告+延迟报告”双轨制，既允许报告主体在法定框架内进行情境判断，又明确强制报告的启动要件。对特定侵害，适用即时强制报告。对一般摩擦，教师可以有“先干预、后评估、再报告”的裁量空间，允许其根据教育情境先行开展调解、辅导等介入措施，干预无效后再行报告。

　　从制度的程序设计看，应强化未成年人参与权的保障。现行制度未明确未成年人的参与权，报告启动、处置结果等环节未成年人均处于“知情缺位”状态。这并不契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内含的“听取未成年人意见”的要求。适度参与调查过程有助于受暴未成年人恢复控制感、降低创伤后应激反应，此价值应在程序设计中予以重视。一方面，确立未成年人的知情权与意见表达权，要求报告主体以未成年人可理解的方式告知报告事项，并听取其意见。另一方面，引入程序异议或救济机制，允许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对报告处置结果提出申诉，保障权利救济渠道畅通。

　　对八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因其表达能力有限、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可强化现有强制报告义务，但对青少年群体，可考虑构建报告前的意见征询程序，审慎将安全、健康、教育、发展等多重法益纳入考量。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为指引，推动制度从“形式合规”向“实质护幼”转型。这不仅关乎具体制度的完善，更涉及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通过尊重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将未成年人的真实需求与全面发展置于校园安全与教育治理的核心。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特聘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5月27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