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代际演进：从“替代”到“再丰富”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代际演进并非新形态对旧形态的否定，而是大学职能不断分化、叠加与重组，各类职能相对权重持续调整、功能边界逐步拓展的渐进过程

　　■第四代大学的核心特征是创新生态化，本质是打破各类边界壁垒，构建多元协同体系，实现知识、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与良性循环

　　近年来，“第四代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态被广泛讨论，成为教育领域与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讨论越深入，越需要先厘清一个方法论前提：代际划分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新形态对旧形态的替代，还是大学功能在历史演进中的叠加与再平衡？当前，理性看待代际划分，明晰第四代大学的内涵与特征，尊重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对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培育时代所需创新人才、支撑区域创新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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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际划分是“理想类型”而非历史定律

　　讨论第四代大学，首先要回答“代际”这一分析工具的性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概念——“理想类型”。简单理解，它不是指最完美的、最好的类型，而是一个为了分析和理解复杂现实而人为构建的思维标尺。可以说，大学的代际划分正是一种理解大学发展的思维标尺。借助这一标尺，我们可以把复杂的高等教育演化史简化为可把握的认知框架；但简化本身也提醒我们，代际划分有分析价值，也有边界。

　　以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为代表的中世纪欧洲大学被称为第一代大学。这一时期的大学依托教会与行会体系发展，核心职能聚焦于知识传承，本质为教学型大学。它奠定了高等教育的组织基础，搭建起系统化知识传播框架，为人类文明延续筑牢了根基。

　　第二代大学兴起于19世纪初，以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办为标志。当时，工业革命驱动科技飞速进步，社会对科研创新的需求急剧增长，传统教学型大学难以适应时代要求。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纳入核心职能，要求教授兼顾教学与前沿探索，着力培育学生的科研素养与创新思维。第二代大学在教学职能之上新增并强化了科研职能，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革新。

　　第三代大学兴起于20世纪中期，以克拉克·克尔笔下的多元巨型大学为代表。当时，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加速，社会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大学将技术转化纳入核心职能，主动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场景，实现知识的产业化应用，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技术赋能。第三代大学推动大学职能向社会服务延伸，本质为产教融合型大学。

　　步入21世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复合型挑战凸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传统大学的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面临适应性考验，第四代大学顺势而生。第四代大学是以复杂社会挑战为牵引，以跨学科协同、开放跨界、协同多方主体和深度嵌入区域创新生态为特征的新型大学范式。

　　可见，代际划分作为分析工具，能通过提炼核心特征，将复杂演化史简化为清晰认知框架；但它无法还原历史全貌，更不能把握大学发展演变的全部特征。正因如此，代际划分容易被误读为线性、单向、不可逆的进步叙事，进而认为新一代大学必然淘汰前一代。

　　一旦这样理解，就落入了机械论陷阱。事实上，大学演进更接近累积性叠加，而非排他性替代：旧职能不会因新职能出现而消失，而是在新的功能结构中重新定位、调整权重、拓展边界。第一代大学确立的教学功能并未因柏林大学的诞生而消亡，反而在洪堡模式中以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形态被重新激活；第三代大学强调的社会服务职能，也未曾消解前两代大学的核心使命。后一代大学的兴起，主要是拓展大学的功能谱系，而非否定前代大学的历史合理性。

　　这提醒我们，讨论第四代大学需保持审慎：它并非前三代大学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大学功能体系的再丰富与再平衡。从第一代到第四代，代际演进并非新形态对旧形态的否定，而是大学职能不断分化、叠加与重组，各类职能相对权重持续调整、功能边界逐步拓展的渐进过程。具体到每一所大学，职能如何组合、权重如何调整，取决于自身定位、资源条件与外部需求，因而呈现差异化路径。理解代际划分，既要把握核心特征差异，也要认清职能的传承性与连续性，避免代际对立和简化主义，进而才能尊重大学发展的多样性与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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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代大学是大学功能的再丰富与再平衡

　　既然代际演进是累积而非替代，那么第四代大学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又能为中国大学改革提供怎样的镜鉴？

　　在价值锚定上，第四代大学要求“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相较于前三代，第四代大学的核心特征是创新生态化，本质是打破各类边界壁垒，构建多元协同体系，实现知识、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与良性循环。强调创新生态化并不等于只重创新、不重知识传承。恰恰相反，知识传承仍是第四代大学的基础职能，只是需要结合时代特征与个体成长需求，推动知识内化与转化，使学习者在掌握既有知识的同时，培育独立思考与终身学习能力，达成“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有机统一。

　　这一判断也可以从大学职能演进中得到印证：第二代大学突破了“单一知识传承”的局限，使大学成为知识生产的核心阵地，推动基础科学研究纵深发展，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关键智力支撑，科学研究由此成为大学的核心标识之一。第三代大学进一步将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育复合型创新人才，实现办学布局与区域发展深度绑定、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使大学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第四代大学的创新生态化，则意味着大学不再是孤立的学术共同体，而是深度嵌入区域创新生态的核心枢纽；它将打破大学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之间的壁垒，构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机制，推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业创新链条中的资源共建共享、优势互补。

　　在组织形态上，第四代大学倡导“多元并存”“分类卓越”。

　　职能的叠加与重组，也必然反映在大学的组织形态上。第四代大学以创新生态化为核心导向，优化四种职能的组合结构、加大生态化投入。这一形态的形成，是时代发展与高等教育自身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全球处于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期，前沿领域突破急需跨学科协同创新与要素高效整合，传统大学的封闭模式已难以满足需求。

　　组织形态的变化，最终要落到职能组合上。结合大学的发展历程与时代需求，其职能可归纳为教学、科研、技术转化、创新生态化四种基本形态。这些职能并非相互排斥，而是逐层叠加、彼此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服务于大学的根本使命。现代大学普遍兼具上述职能，是四种形态的多元融合体，但不同院校的发展路径与职能侧重各具特色。

　　不仅不同大学之间职能侧重各异，同一所大学内部，不同院系、学科因定位差异，职能侧重也有所不同。各学科在保持学术深度与独立性的同时，以多元形式与社会建立紧密联结，形成“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协同共生”的格局。因此，每一所大学都应立足自身定位，优化职能组合与资源配置，走出适配自身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在路径探索上，第四代大学宜“先行先试”与“理性建构”相融合。

　　结合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可以发现，第四代大学理念正在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当前，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已在理事会治理、准聘—长聘、科教融合等制度上先行先试。这些制度安排难以一次设计成型，只能在办学实践中逐步明确边界。其突出标志是，大学从“封闭的知识殿堂”转向“开放的创新枢纽”，成为联动区域发展、协同育人的重要节点。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大学需要强化创新生态化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差异化发展，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并在区域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布局。

　　也正因如此，第四代大学并非所有大学的统一模板，也非高等教育的终极形态。真正重要的是，大学能否立足自身定位与发展需求，优化职能权重、落地办学理念，实现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统一。借鉴第四代大学理念，应立足实际、循序渐进，避免“一刀切”和同质化，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第四代大学作为当前高等教育变革的一种探索方向，应坚守开放融合、协同创新，打破边界、整合资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作者赵伟系深圳理工大学教务长、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李曼丽系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6年10月28日 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