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工智能涵养人的创造潜力

　　一位敦煌匠人在谈到人工智能时说过，人工智能做出来的是“形”，匠人做出来的是“魂”。这句朴素的判断，恰恰道出了教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技术门槛在降低，更深的困惑也随之而来。当“做出来”如此容易，“创造”的意义何在？当“形”可被批量生产，“魂”还能从哪里生长？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最直接的冲击，是改变了创作本身的性质。文字、图像、音乐、视频这些过去需多年积累才能驾驭的表达，如今输入几个关键词，人工智能便能生成一批视觉精良、风格成熟的作品。这种“创作外包”，把本应由学生亲历的感知、判断和选择，一并委托给了技术模型。人工智能时代的美育，需要回答好如何帮助学生建立面对强大技术仍能独立判断、理解文化、承担创造责任的主体能力。

　　“创作外包”的危害不仅仅在学术诚信层面，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旦创作过程被“外包”，审美能力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艺术创作从来不只是生产一个结果，更是人在特定文化情境中调动经验和感受、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如素描的反复练习不只为“画得像”，更是训练眼睛感知形体、空间和光影；音乐的排演不只为“演得准”，更是培养对情感和节奏的细腻感受。当这些过程被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取代，学生可能错过真正的成长。以敦煌藻井纹样的再设计为例，学生在对话框中输入“敦煌风格、藻井、华丽”，人工智能几秒便可给出一批精美图案，似乎只需挑一张最“好看”的图片即可。然而，莲花与忍冬为何这样穿插缠绕，石绿与土红为何如此呼应，层层叠叠的方井又如何在平面上营造出穹顶升腾之感？这些才是需要学生反复观察、比对和取舍之处。失去了这个过程，人面对铺天盖地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就只能沦为被动的消费者，而非真正的创造者。

　　厘清危害，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技术。事实上，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用人工智能，而在于它以什么方式进入创作和教育过程。学生先研究藻井纹样的形制和设色逻辑，形成初步构思，再借助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多种变体作为比较素材，在“哪一版更贴近敦煌的气韵、哪一版只是徒具形似”的追问和取舍中，反复锤炼自己的眼光，着手进行新的创造。审美能力正是在这样的主动判断中，实现一步步提升。这也说明，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激发创造、涵养创造力的潜力，用得其法，它便能成为美育的助力。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促进创造的方式，是作为思考的工具、比较的材料和反思的触发器，而非思考的替代者。其一，打开想象的空间。人工智能能迅速将模糊设想转化为可见方案，让学生看到多种可能、激发更深入的思考。其二，拓展比较和反思的维度。学生可从多个方案中判断哪一个更符合自己的意图、更有文化依据、表达更有力量，这种主动的比较和选择，正是审美判断力生长的方式。其三，揭示文化理解的深度。当生成内容出现文化上的混乱或错误，恰是最好的教育契机，追问“错在哪里”远比直接给出答案更能激发深度思考。

　　这也为学生理解数智时代所需的审美素养指明了方向。学生要能识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中哪些有文化根基、哪些只是形式模仿，要提高追问的能力和选择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学生，在技术洪流中更能保持清醒的判断、真实的感受和负责任的创造。这样的能力如何在教育中真正生长出来？它不是靠拒绝技术获得的，而是在师生与技术的真实交往中，通过有意识的教育设计逐步涵养而成。

　　让生成成为思考的起点。学生用人工智能完成作品后，教学不应就此结束，而应从这里真正开始。教师要引导学生追问，为何选择这一方案，哪些部分仍需完善，又当如何完善，从而把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变成审美分析和文化判断的起点，也把学生从结果的接受者，转变为具有主体意识的思考者。

　　让过程重新成为评价的核心。以往的美育评价往往偏重最终作品的完成度和视觉效果，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评价极易把模型的能力误认为学生的能力。评价重心应转向学生的思维过程，那里才有审美判断力和文化理解力的真实证明。

　　让美育成为文化相遇的真实场所。美育具有深厚的文化教育属性，学生要通过美育，理解人类在不同历史与文化情境中创造的意义世界。这种与文化的真实相遇，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也是美育最不可或缺的价值所在。

　　让教师成为判断力的引路人。教师要提出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设计能激发判断力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在信息洪流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选择。这是一种更高要求的教育能力，也是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价值的真正体现。

　　（作者系兰州交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中国教育报》2026年10月29日 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