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缺席的“客人”

　　在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出现，一般可以追溯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因为这份章程为当时的小学堂制定了明确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课程。张之洞等人在拟定《奏定学堂章程》时，就力主调和中外文明，因此也不妨说，语文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融合了中国本土与域外文明。晚清以降，中国士子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会引一些拿破仑、华盛顿的故事，这些现象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

　　到今天，我们的语文教科书里，中外文学作品的分配相对均衡。契诃夫、莫泊桑、海明威，这些外国作家的名作，经过课堂内外多少年的阅读沉淀，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记忆。不过，我这些年在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的过程中，倒是发现一个很有趣，却又常被大家忽略的现象。论起戏剧，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很早就进入我们的课本，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论起诗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也在大家的口耳之间传诵了很多年；论起小说，那就更是欧美现代文学的强项，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项链》等，给很多学生带来过强烈的冲击。但是，唯独论起外国散文，似乎缺少这种众口一致的经典篇章。相较于戏剧、诗歌、小说这类文体，外国散文的存在感要低得多。

　　这并不完全是因为教材选文的缺失。我念中学的时候，语文教材里有法国散文家蒙田的《热爱生命》。但从大家上课的感受来说，走到人生暮年的哲人蒙田，所写下的那种对韶光易逝的感叹，其实并不容易被十来岁的学生完全领会。蒙田又是16世纪的人，行文措辞偏于冗赘，整篇课文读完，大家只是记住了要“热爱生命”这样一个道理，但对这篇散文本身，谈不上特别大的兴趣。前些年，梭罗的《瓦尔登湖》也被节选编入教材。但大家读梭罗，主要还是对梭罗这个人和他的传奇经历感兴趣，而不是对这篇名为《瓦尔登湖（节选）》的散文课文感兴趣。《瓦尔登湖》本身也写得平淡克制，很难说有什么特别让人过目不忘的经典段落。客观地讲，外国散文作品出现在了我们的教材里，但并没有在我们的语文记忆里扎下特别深的根。

　　我想，这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的散文传统太过于强盛了。现行教材里收录的郁达夫《故都的秋》、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史铁生《我与地坛》等名篇，几乎字字句句都能打动人。我不止一次听说，有学生在课堂里读着史铁生，不自觉地就扑簌簌掉泪。

　　中国的散文传统，可以追溯到新文学运动以来的鲁迅、周作人、梁遇春、梁实秋，还可以再追溯到明代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唐代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可以一路追溯到《左传》的历史散文或《孟子》的说理散文。如果取用学界最通达的一种定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来指称散文的特质，那么，中国的散文传统确实是悠久而又连贯的。郭预衡先生著《中国散文史》，就这样从先秦一路记叙到近代。如果再读读周作人的著名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会发现，周作人本人也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散文创作是在明代散文的延长线上的。中国散文的这条脉络，一直到当下都非常强韧。在当代的中国校园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毕淑敏的情感散文、周国平的哲理散文，依旧很受欢迎。尽管男生女生可能各有各的偏爱，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阅读散文是一种惬意的课余享受。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今天我们对戏剧、诗歌、小说这三种文体的理解，都深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譬如，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剧作家曹禺，就对西方戏剧有非常多的借鉴。但如果说到散文，我们恐怕很难说周作人在写作《故乡的野菜》时，刻意借鉴过什么西方作家。“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这样朴素而又错落有致的汉语散文写作，写的就是周作人回忆中的越地风俗。这样的散文创作，本来就不需要假借于西方的什么理论或者模本。

　　中国的散文传统强大，精彩的散文篇章太多，因此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们的语文教材里，外国散文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这当中不是一个简单的褒贬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语文教育，都和本土的文化风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在这些微妙的细节处，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教育特色。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6年11月04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