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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的表达方式被称为“诗家语”,文辞运用、意境描写、情感寄托等方面都不同于当代白话文。如果生搬硬套地用欣赏白话文的思路和方式欣赏“诗家语”,难免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鉴于此,周刊将连续刊发一系列有关“诗词鉴赏”的话题,力求追溯本源,探寻诗词鉴赏的真正要义。

欣赏诗歌的4种“美”

发布时间:2018-03-21 作者:魏新河 来源:中国教师报

诗歌是人类文明中最精美的门类。如果从《诗经》算起,它拥有至少三千年的历史。“诗”一直被奉为教化万民的首要方式,亦即“诗教”,位居“六经之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尤其是在科举制度推动下,诗歌的各种属性都达到了极精美的地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近百年来“诗道”不断衰落,给当代人的诗歌欣赏带来困难,常见的诗歌鉴赏模式又很难真正从诗歌的内在出发,难免隔靴搔痒甚至缘木求鱼。那么,欣赏诗歌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意境之美

意境之美是诗歌鉴赏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传统诗词魅力的核心所在。

诗歌的职能是书写人类性情,这在《毛诗大序》《诗品》等诗歌理论著作中称为“吟咏性情”,离开这个宗旨,就是对诗道的背离。因此,在欣赏诗歌之时,首先是要欣赏字里行间所充满的人性人情之美,也就是意境的“意”,同时还要关注赖以寓意的“境”。

诗歌的内容概括起来有4项:情、景、理、事。“情”即情感,“景”即景物,“理”即事理,“事”即叙事。这其中叙事诗比较少,情理属于“意”,景属于“境”。

意境是意和境的融合。意即性情,指人的思想情感;境即自然环境,指万物的形象。大而化之,便涉及中国文化的一个宗旨:天人合一。这里所说的“天”,是指天地自然,不单指天文意义的天。人是天地间的万物之一,应该融合于自然之中,其精神,亦即思想情感,也应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融合——这个融合体就是意境。

以“吟咏性情”为本职的诗词中,有大量描写自然景物的“景语”,诗人写这些景语,不是为了“写生”,而是为了寄托情感。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我们常说的“情景交融”“寄情山水”等均是这个意思,诗家称之为“比兴”“寄托”。相比直抒胸臆容易导致直白浅露,比兴寄托更具有艺术美感,更加含蓄深厚、耐人寻味。比如,杜甫的“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秦观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姜夔的“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等,都是寄情于境、情景融合的优秀诗句,正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当代人多生活在城市之中,远离大自然,在欣赏诗歌的时候,更应该随着文字走进田园山林,从中获得“意”与“境”的双重享受。

意境是一个统称,事实上,自然环境中有万千物象:日月星辰、山川雨雪、花木虫鸟……诗人不可能在一首诗中驱使万象,只能是用其合意的一个或几个“象”,将需要抒发的“意”寄寓其中。于是,诗人笔下的物象就承载着作者的情意,形成了一个意象,无数意象又组成了意境。我们所熟知的意象,如李白笔下带着“游子意”的“浮云”、含有“故人情”的“落日”,杜甫笔下“溅泪”的“花”、“惊心”的“鸟”,王维笔下载着“相思”的“红豆”,白居易笔下盛满“别情”的“原上草”……均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古典诗歌普遍存在忧患意识,包括伤时感世、伤春悲秋、离愁别恨等内容,往往被当代人误判为消极、悲观,其实这反而是一种事业心和重情义的表现。试想,一个人事业不立而无慨叹,与亲故分离而无别绪,远离故土而无乡愁,这是怎样的人呢?即使是及时行乐的内容,实质上也是珍惜生命的表现。时光和生命的流逝是全人类的无奈,所以这种感叹才会大量出现在诗歌当中,正是因为“生年不满百”,才应该“为乐当及时”。

声韵之美

声情并茂是诗词的突出特点。在古典诗歌中,声和情是密不可分的,“声”既指汉字本身所具有的四声及其科学的排列组合所形成的声韵旋律,又是指诗歌的配乐。诗歌本来都是可以唱的,诗是歌词,歌是乐谱。由于后来诗歌逐渐从配乐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所以我们所说的“声韵之美”主要是就汉字本身而言的。

先贤总结出汉字有四声(即平上去入),四声又归纳为平仄两个声调——平是平和的声调,仄是崎岖陡峭的意思。汉语的特点是两个字为一个基本音节,平声音节“平平”和仄声音节“仄仄”交替排列就会有起伏抑扬、一波三折的优美韵致。在近体诗中,两句为一个基本句组,称为一联,一联的两句之间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这样就会形成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的韵致。同时,为了形成诗句余音的间隔呼应、循环呼应,每一联的末尾,也就是偶数句最后一个字的位置,会使用相同韵尾的字,这就是押韵。

这一系列搭配排组的规格律法称为格律。由于有了格律,诗词即使不配乐,仅凭自身的声韵之美,依然富于音乐性,依然可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流传久远。陈寅恪先生说:“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这种声韵特点,不仅局限于诗歌,更是普遍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甚至可以说,不懂平仄及其规律,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

事实上,不少诗人在创作与批评中,对于声韵的把握不仅止于平仄,还细化到四声、五声及其组合搭配,这在词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由于词的句式更加多样化,从一字句到十字句乃至更长的句子都有,其声韵也就更加多样且富于变化。

少字句之顿挫,如蔡伸《十六字令》之“天”,苏轼《定风波》之“归去”,元好问《摸鱼儿》之“问世间”,李清照《声声慢》之“点点滴滴”等;中字句之舒缓,如周邦彦《苏幕遮》之“一一风荷举”,秦观《八六子》之“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姜夔《鹧鸪天》之“看了游人缓缓归”等;长字句之贯纵,如柳永《八声甘州》之“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李煜《虞美人》之“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辛弃疾《粉蝶儿》之“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等。这些不同节奏的句子有序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不同的旋律之美。

文采之美

文采,本义是指文辞之色彩。在色彩一义上,采与彩相通,词采、辞采、藻采与文采的含义差不多。多彩优美的词汇是中国文化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诗词欣赏的重要方面。美好情怀在其内,美丽辞藻在其外,这样才能形成表里俱美的美文。但是,从六朝出现片面追求辞藻之美的风气之后,辞藻之美几乎被全盘否定,被讥为华而不实、文质不符,这其实是不对的。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追求完美,词汇作为诗词的基本元素,当然应该追求美丽动人。

诗人将一个个词汇铸造得无比美好,锤炼得超凡脱俗,修饰得色彩斑斓,这就是“修辞”。这里的“修”字既有修饰之义,又有美好之意,与现在所说的“修辞”是不同的。诗人讲究修辞的态度和目的是端正而诚恳的,所以《易经》说“修辞立其诚”。因为辞藻直接关系文采,需要载意、载道,因此有成就的诗人没有不重视辞藻的。杜甫说“文采风流今尚存”,又说“清词丽句必为邻”,鲜明地表达了重视辞藻的观点。

文采之美包括精妙。李商隐“桃花乱落如红雨”之“红雨”,王维“空翠湿人衣”之“空翠”等,均是这种“精妙之美”。诗人将词汇措置得异常精准,前人对此有个专门的命名,叫作“炼字”。这样的字词像人的眼睛,可以传神,这样精彩的地方,前人便称之为“诗眼”——如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姜夔“当初不合种相思”之“种”字,方干“蝉曳残声过别枝”之“曳”字等。“诗眼”是欣赏诗词时要格外留心的所在,会给人以奇特而深刻的美感。

文采之美包括典雅。典指古代书籍,尤其是经典;雅是正的意思,正宗规范、高尚不俗。许多词汇长期以来积累并被赋予了大量信息,远远超过它的原初本意,同时由于一些词汇有多种出处,还代表了出处的故事和意义,这就使得诗歌的内涵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具备悠久而不间断文明的得天独厚优势,拥有几千年的典籍宝库,先人的思想、情感、故事历历可考、熠熠生辉,将这些运用到诗文之中,就会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一两个字就能代表几十几百甚至千言万语。诗词的典故不仅体现着文明经典,而且以史为鉴,堂堂正正,又体现着雅正之义。在欣赏诗歌之时,要留心观察作者是怎样灵活出色地运用典故,是怎样从借鉴典故中翻出新意,只有这样才能从中获得融汇古今的收益。

文采之美包括骈俪。骈俪是对偶、对仗的意思,是汉语所独有的美好形式。无论古体诗、近体诗,还是词或曲,都有大量的对偶句。古人学诗词就是从声韵和对仗开始的,比如众所周知的蒙学读物《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骈俪文字甚至成为单独的文学体裁,比如骈文、对联,那些匪夷所思、精妙奇巧、千变万化的骈词俪字,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对偶还体现着汉字无比丰富而灵活的词性,是文学家运用汉字基本功的重要体现。陈寅恪先生说:“对对子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可以测验应试者之国文程度与思想条理。”

体式之美

体式,即文体之形式,各种诗体都形成了一定的形式,包括其文辞和声韵等方面。虽然近体诗之前的古体诗尚未形成完备的格律,但两字音节、偶数句组等早就成为基本形式。到了近体律绝便已形式成熟——律诗四联,首尾两联一起一结,富于生动之美,中间两联分别对仗,呈现整齐之美;绝句两联,可对可不对,对则规整,不对则灵动;句法更是变化万千,不一而足。词的出现,使得诗歌的句数、字数大为丰富,长长短短的句子科学地组织起来,形式有两千余种,声情千变万化。

比如,《满江红》上下两阕各有一个七言对,既调节了整体局面,又呈现汉语骈偶之长。辛弃疾词云“种柳已成陶令宅,散花更满维摩室”,紧接着的结尾是“劝人间且住五千年,如金石”,一纵一收,极旋律之变,八字句一字领七字,重头强势,三字句音节短促,曲终收拨,戛然而止。

又如,《沁园春》上下两阕也各有一副对子,上下联分别是两个四字句,就像一面打开的折扇,整个折扇由四折组成,这种对子叫作“扇面对”,扇面对的前面还有一个“领字”,像一只持扇的手,形式非常好看。刘过词“任钱塘江上,潮生潮落,姑苏台畔,花谢花开”便是如此。

还有一些独特句式也需要注意。以四字句为例,通常都是“二二式”,如辛弃疾《永遇乐》之“千古江山”,这是规范的句法节奏,但有些地方就变成了非常别致的“一二一式”——《水龙吟》歇拍,苏轼之“是离人泪”、辛弃疾之“为先生寿”;《八声甘州》歇拍,吴文英之“上琴台去”、张炎之“有斜阳处”;《雨霖铃》起句,柳永之“对长亭晚”、郑文焯之“趁东风早”等,中间两个字一定是一个工整的连属词语,这样就形成了四个字之间有整有散、相间相连的体式之美。

诗词的这些美好被一代一代传承,人类的思想感情寄托其中,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可以说,诗意深深种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每个中国人都有“诗”的潜质,在这样的“诗国”之中,欣赏、批评、写作诗歌也就成了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之事。

《中国教师报》2018年03月21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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