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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诗教”

发布时间:2018-06-27 作者:韩 达 来源:中国教师报

古代中国是诗歌的王国,我们的先人擅长以诗歌吐露心迹抱负,通过创作诗歌展示才情,借助诗歌的赠答与他人产生沟通互动。可以说,诗歌不但融入了日常生活,而且成为精神世界的主要载体之一。先民极为重视通过诗歌教化民众,在学诗和写诗的过程中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操和语言能力,中国古人将这种极具特色的教育方式命名为“诗教”。

最早的诗歌教育范本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自然成为最早的诗歌教育范本,其礼乐教化功能得到了历代统治阶层的重视。以《诗经》为核心的“诗教”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为何被先民认为在多种教育方式中最具教化人心的效力?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白居易将《诗经》视同一棵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它根植于人类的基本情感,以精炼的语言作为枝干,以流畅的节奏和优美的声律作为花朵,以精深的义理作为果实。这些内外条件相互作用,不仅给人以美的感受,而且在诗歌内部提供了情感交流的可能,无论是高官贵戚还是平民百姓,他们都能通过学习《诗经》产生文学上的共感乃至相似的审美意识,这是基于共通的情感基础形成的思维模式。《诗经》的教化功能正是基于以上四点而产生的,因此其感染力历久弥新。

从《诗经》在先秦时期的使用情况看,其礼乐教化功能已经得到了强调和重视。《国语·周语》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天子听政时士大夫公卿的献诗,虽然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天子及贵族对《诗经》思想内容的借鉴,也是其进行自我教化的例证。除了自我教化之外,《诗经》还被广泛地运用于教育“国子”——即贵族子弟,未来的政治人才。

根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周代的精英化诗歌教育虽尚不具备广被庶人的普及性,但已经具有了教育机构系统化以及教育内容规范化、多样化的特质。统治阶级依照诗歌的特性总结出一套完备的教育模式,大司乐作为执掌全国学政的最高官僚,负责统率乐师及大师等学官,形成上下有序的教育层次。在教育内容方面,他们以兴、道、讽、诵、言、语等“乐语”教导“国之子弟”,以“乐舞”“乐仪”等教导国子诗歌使用的场合及规范礼仪。通过考证文献可以发现,周代诗教主要采取了多样化手段,表现为诗与乐相结合的方式。《墨子·公孟》所说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正是描述以多种方式学习《诗经》以及在各类典礼场合中使用《诗经》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典礼仪式上使用的《诗经》虽未必与其诗歌内容完全相合,也未必符合诗篇诞生之初的本意,但通过先秦儒家至汉代经学家的系统阐释,《诗经》的礼乐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在典礼这种严肃的环境之下,无论使用何种诗篇都具有礼乐仪式的文化功能,成为代表确定文化意义的符号。在使用它们时,体现了人们对其背后文化意蕴的理解和接受——歌咏《诗经》并配以礼乐舞蹈,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动辄以礼”的意识,形成对个人品德、言语、行动的自我约束。因此,中国古人进行诗教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对《诗经》礼仪性的阐释,这其中也包含了对受教育者德行修养的期待。《礼记·乐记》云:“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这段材料充分说明,风、雅、颂的分类与人的品性德行具有密切联系。中国古人相信,只要诵读这些诗篇,就能产生移风易俗、规劝人心的效果。

介入丰富的现实世界

在现代社会中,《诗经》的多方面应用虽已消退,但诗歌教育却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诗歌以独特而感性的意象、铿锵而流畅的韵律、丰沛而磅礴的感情,汇聚成感动人心的力量。这种语言组合的方式传递着祖先的记忆、文化的味道,诗歌呈现给青少年的是一幅旺盛生命力的图景以及内在世界的投影。诗歌教育正是帮助青少年领会这种内在力量的有效途径,它使人们短暂地脱离现实尘俗的纷扰,领略人类创造精神的美感,从精神世界的陶冶中获得改造现实的力量。

从古典诗歌本体论的立场看,诗歌内部由节奏、语言、思维、审美几个层次构成。由于古典诗歌特别注重节奏,所以在形式的规定性上要比现代诗歌容易把握。因此,中国古代的诗学又可以称之为“辨体诗学”,一个人是否精通诗律是由辨识诗体的多寡、快慢、深浅所决定的。掌握了诗体的规律或特征,仅仅是入门的第一步,中国古代诗学虽然重视形式,但从价值判断而言,它又是“贬低”形式的。与外在的形式相比,诗歌的思想内容更受到作者或诗论家的重视。在中国传统诗教中,教师不仅培养学生对形式的关注,而且通过对诗歌形式的探讨逐步介入丰富的现实世界。

那么,《诗经》又是如何通过语言形式的教育介入现实的呢?

《诗经》是语言艺术的精华,它最直接的教育效果体现为受教育者语言能力的提升。孔子曾教育孔鲤“不学诗,无以言”,强调的正是通过学习《诗经》获取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语言能力既包含行诸纸张的写作能力,也包含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言谈能力,通过优美而含蓄的语言表达个人的情感意志,同时又充分考虑言谈对象的感受,这正是诗教“温柔敦厚”的核心所在。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高超的言语技巧同样体现出个人的素质和品行,《诗经》的道德教化功能通过受教育者言语能力的提升而得到贯彻,提倡“温柔敦厚”的宗旨正是为了在批评讽刺现实时保持冷静平和的态度。

作为可资借鉴的文化盛世,汉代的《诗经》教育可谓极为成功,其中不乏以《诗经》教育介入政治并对社会现实加以批判的事例。例如,海昏侯刘贺被废除帝位后,其僚属群臣皆受到不同程度的责罚。刘贺的老师王式由于没有规劝刘贺的谏表,被下狱究责,王式为自己辩解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在他看来,以反复讽诵《诗经》解读微言大义的方式引起刘贺的警省,正是作为臣下最适合的规谏方式。可见,《诗经》在汉代是可以当作谏书来使用的,这正是通过诗教介入现实政治的生动事例。再比如,汉代大儒刘向有感于骄奢淫逸的风气所导致的人心散乱、道德沦丧,“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列女传》脱胎于《诗经》中的“贤妃贞妇”故事,同样具有道德教化的力量。可见,《诗经》本身不仅可以起到教化功能,还可以参与文人的再创作,而再创作的成果同样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传统教育经验的现代转型

经过现代教育的变革和精细的学科划分,旧式书院和儒家诗教已成为过去,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人接受美育、德育的主要载体,语文教育更是承担起了这样的重任,需要吸收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教学经验。回溯历史发展的脉络,将古人学习经学、文学的经验融入当代语文教学也不失为一条“贯通古今”的可行之道。

当前诗歌教育面临的困难是多样化的,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诗歌固有印象限制了诗歌教育的实践方式。诗歌写作私人化、多元化与基础教育大众化、标准化之间的矛盾,使得诗歌教育难以真正进入中小学课堂,更谈不上教化人心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热”的话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传统读经班、诗歌读书会的兴起,以及“中国诗词大会”“汉字听写大会”等大众传播节目的火爆,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及教育界对如何吸纳学习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一些教育者希望借助于传统教育方法的厚重积累,如《诗经》的教化作用,扭转当下学校教育中人文素养缺位的现状,但也造成了教育质量良莠不齐的乱象。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经验发生良性结合,如何在学校正规教育中实现传统教育经验的现代转型。

从目前的语文教育来看,为了配合“识字”“作文”的培养方式,我们只能以选本或节录的形式概括博大精深的诗教传统。直至今日,语文教育依然主要依靠课本中零星、割裂的诗歌范本去教导学生,故而难以形成厚重的人文积累。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以“记诵”“朗读”“吟咏”为主要形式,通过背诵《诗经》《楚辞》等全本经典,唤起人们注重吟诵过程中声音美感的意识,进而产生美丑善恶的价值判断。然而,回归传统的诗歌教育,不仅意味着以诵读为核心的方法改革,还需要更为重视对受教育者表达技巧的锤炼。从根本上说,诗歌教育是一种以参与为主的教学活动,受教育者不应局限于教育者的解读,他们应积极参与到诗歌的阐释和理解之中。教师可以采取情境阅读的方法,带领学生进入自然的田野,体会“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时序变化,体会农作物“椒聊之实,蕃衍盈升”的喜悦之情。只有如此,诗歌教育才能与学生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帮助他们理解古人感时应物的认识方式,从而将生硬的书面文本转化为鲜活的情感体悟,将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内化为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诗歌教育要超越单向输入的模式,将各类语言艺术的实践方法融入教学活动之中,从而创造出一个融合视觉、听觉、感觉等多种维度并存的教育环境,使受教育者真正感受到诗歌的魅力。

如今,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更加开放的学习环境,构成了当今中小学语文学习的独特语境,但语文教育形式的变化依然要服务于教育的根本目的——通过文学艺术的魅力,陶冶受教育者的审美趣味;通过对字词、段落、文章的训练,掌握使用汉语的法则;以扩大阅读量为手段,进一步增广受教育者的见闻;通过选择读物,塑造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完善他们的人格。在这些目标的统摄下,教育者不应人为地设置标准答案或学习方式,而应引导学生主动阅读,使他们真正走进经典之中,使学生在诵读经典、理解经义的过程中,打通不同艺术门类与语言艺术的关联,培养他们关注现实、把握时代的敏锐观察力,并能以文从字顺、清晰流畅的语言,表达符合人类基本价值的道德判断。也唯有如此,今天重新提倡《诗经》的教化作用,才具有直面当代语文教育挑战,重启和引入真正有益、有效的国学教育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系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教师报》2018年06月27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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