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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的观察、思考与建议

发布时间:2019-05-07 作者:李晓明 来源:《北京教育》杂志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一,毛入学率接近50%,而且一批大学已经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这种辉煌的进步举世瞩目。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在积累,问题正在显现。有些指导思想以及所产生的政策出发点本是好的,在过去教育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上述成就的取得有显著贡献;但随着内外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有关利益方长期的博弈,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囚徒困境式的均衡,对我们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近年来,出现的“绩效工分”“跑部钱进”“帽子问题”和“重科研轻教学”等社会舆论关切都是具体的体现。我们认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是其中一个原因。

大学的收入,大体可分为三部分:来自政府的财政补助收入、大学的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财政补助收入的“拨款性”最强,其中占主要部分的是“教育补助收入”,约90%左右,是关注的主要对象,也是政策调控能起最大作用的部分。

根据有关数据,国家和地方的教育财政支出在大学之间的分布呈明显长尾。这本身不一定是问题,有差异才能有发展。进一步观察数据,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多年,这种差异一直居高,且近五年还有扩大趋势,这一点在基尼系数或中位数与均值的差距等指标上反映明显。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然还需要有关方面做进一步的综合评估和分析。假如评估的结果显示这是个问题,那么就需要解决或缓解。具体来说,就是要看差距变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抓住主要矛盾,问题可能迎刃而解。

仔细分析上面说的教育财政收入,大体上又可分为常规经费和专项经费两大类,其中常规经费以十年前开始推行的生均经费为主。在党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以中央教育财政支出为例,过去十年提高了约3倍,充分体现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其中的项目支出提高了5倍。中央教育财政支出中的项目支出的比例比过去十年里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近年来已近40%;这一部分支出在大学之间的分布不仅呈长尾,而且在过去五年里差异化趋大,是对应基尼系数趋高的主要贡献者。因此,如果要缩小或者限制大学教育财政收入的差异,在总体教育财政支出不减的条件下,提高基本支出的占比,将项目支出控制在一定范围,如在20%以内,就是一个具有宏观调控精神的抓手。

第一,这么做是符合教育改革精神的。以生均经费为主体的基本支出是大学收入的一个稳定预期,而项目经费则需要阶段性争取,项目本身也是阶段性形成。这里也有一个对生均经费观念改变的问题,基本支出不应该只是保运行,如教师队伍建设等稳定发展措施的落实也当包含在其中。在这个意义下,提高基本支出的占比,让大学能够对项目少一些依赖,也就是扩大办学自主权的一个举措。第二,这么做也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调整发展模式,更加重视整体的进步,整体质量的提高。中国需要若干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万千顶尖人才,更需要培养千百万受过良好高等教育、人民满意的普通劳动者。过去几十年,我们靠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腾飞。当下,我们也要靠制度优势,让腾飞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落在坚实的大地上。(作者:李晓明,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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