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命运的见证 | 万里边疆教育行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70”是个很重要的数字。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一次以记者这个职业身份迎接国之大庆，我对能够参与其中怀着很强烈的期待。

边疆行9个选点，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延边。不得不承认，这份兴趣里含有猎奇的成分——这个与神秘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山河相望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怀着期待，我与同事们踏上了延边的土地。

有一种信仰叫教育

延边位于吉林省东北部，全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人口中，36%是朝鲜族。

来到延边之前，我对朝鲜族的印象仅停留在几个符号——短衣长裙、长鼓舞以及《阿里郎》。而真正与延边的朝鲜族，特别是朝鲜族教师、学生和家长交流时，我被他们对教育的坚持和信仰打动了。

朝鲜族并非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史料显示，从18世纪开始，由于战乱、逃荒等原因，原本居住在朝鲜半岛上的朝鲜人，开始源源不断地越过长白山、鸭绿江，向我国东北地区迁徙。

“外来户”生存的第一要义当然是食物。朝鲜人将从故乡带来的稻米播撒在黑土地上，东北自此开启了水稻种植的历史。

“外来户”生存的第二要义是什么？房子吗？答案令我意想不到——学校。

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朝鲜人对教育非常看重，视教育为改变命运的途径。这种“改变命运”指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出仕做官，更蕴含着掌握自己人生、做命运主人的价值观。

中国教育报刊社“边疆行”吉林报道组合影。刘亦凡 供图

延边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所长严秀英就在她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到，作为境外迁移来的一支，起初，朝鲜人在东北地区会有受到排挤的情况，但他们一直坚信，教育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钥匙。

怀抱着这样的期待，朝鲜人把对教育的看重落实在行动上：只要村子建起来，学校就同时建起来；只要孩子想读书，卖掉家里的耕牛也会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境内的朝鲜人组成了朝鲜族，成为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教育信仰早已像基因一样，写入了朝鲜族的民族肌理。

“从高学历人才比例来看，少数民族中朝鲜族是第一位的。”严秀英是土生土长的延边朝鲜族人，一提起教育，她就特别自豪，“我们朝鲜族的家长互相比，比的是孩子在哪个学校毕业、要去哪儿深造，而不是比孩子挣了多少钱。”

为身为中国人自豪

延边采访期间，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朝鲜族人口的普通话水平，随着年龄和群体的不同而不同。老年人基本不会说，民族学校的教师们有些说得不错、有些带着点儿口音，民族学校的孩子们则说着标准的普通话。看来，这些年在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卓有成效。

另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是朝鲜族青壮年人口的外出务工比例。当地人告诉我们，朝鲜族学生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过程中，通常会掌握汉语、朝鲜语、日语、英语中的三种。大学毕业后，很多人都会凭借语言优势，去日本、韩国或日韩开设在中国沿海城市的企业打工。

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出国务工，这些因素会影响朝鲜族对祖国的认同感吗？

事实证明我多虑了。朝鲜族的老年人中，许多亲历过抗日战争或深受抗日战争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赢得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成就有着天然的崇敬。同样是被压迫、奴役，携手反抗并取得成功，这样的经历把朝鲜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紧紧联结在了一起。延边大学86岁的老教授金昌南甚至自称为“党延大”，以显示党的民族政策及延边大学的求学机会给他命运带来的影响。

而对于年轻群体，教育在国家认同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延边大学，每学期进行开学教育时，“五老”们都会讲起学校建立的历史，讲起家国情怀和民族团结。在图们市第二小学，教师们借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契机给孩子们举办演讲比赛。有一个小女孩用朝鲜语演讲，我听不懂，看了校长翻译的讲稿才知道，她说自己为中国的高铁、移动支付自豪。

“在国内我知道我是朝鲜族，是56个民族的一员；在韩国念博士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中国朝鲜族；去到美国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中国人。”要问朝鲜族人对自己身份的定义，我想严秀英的这段话诠释得最准确。

一条江，两种命运

中朝之间的国境线绵延、漫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8个市县，有5个位于中朝边境之上。其中的图们市，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稳城郡隔着图们江相望，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这里。通常在出差途中，我会利用采访后的空余时间在当地的街头巷尾转一转，想发现些和过往生活经验不一样的事物或现象。来到图们放下行李后，虽然天色已晚，好奇心还是催促着我走向了图们江边。

这几乎是世界灯光影像图的现实版本了。江北，堤岸上灯火通明，出来遛弯的大爷大妈牵着小宠物，孩子们流连在江边小广场上的淘气堡；而在江南，山在夜幕里影影绰绰，江边相隔不远处就有一排绿色的瞭望塔，窗户部分是一个个黑色的方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哨兵。

更鲜明的对比，其实在人与人之间。

比如，白天的图们江上是有中国游船的，游船船头插着国旗，载旅行团的游客们近距离看一看朝鲜。其实江对面都是农田，没有什么怡人的景色，但偶尔碰见一两个朝鲜农民，还是很令游客兴奋。我就见过游船上一位大叔给江那边耕种的朝鲜农民打招呼“，嗨……嗨”地叫了好几声，农民听是听到了，但没有回应，只是转过了身，背对着大叔这个方向。

再比如，采访时正值儿童节，图们二小举行运动会。小朋友们特别兴奋，一心想往操场上冲，活泼可爱极了。但参观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时，我们遇到从朝鲜来的小朋友可不是这样。那些小朋友个头不高，看着是上幼儿园的年纪，身上穿着金丝布料做成的民族服装，一男一女拉着手，白白净净像年画娃娃一样，只是神态非常拘谨。仔细一看，无论是小男孩小女孩都精心化了妆，涂了蓝色带闪粉的眼影。集体留影时，一些参观者和我一样好奇，都凑上去拍照。其中一个小女孩可能觉得有点闷，蹲下玩自己的鞋子，带队老师大概觉得这样被拍到不太好，纠正了小女孩好几次。

可能因为这些对比，离开图们后我想了很多。图们江南北的很多人原本同宗同族，过着同样的生活，却因为种种因缘际会，一些人渡过了江，另一些人留在了原地。仅仅一百年后，因为国籍的不同，生活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可见国家的实力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感谢祖国，让我生活得富足、自由和随性。这次延边之行，在重新认识、理解朝鲜族的过程中，我也无形中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