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微之处见真章

摘 要：细节是决定管理工作成败的关键。中国香港地区高校的行政管理事务一贯以职业化、高效率、精细化著称，在管理愿景、技术、细节的运筹把控上日臻完善、富有创见。透过实地直观观察，对香港地区高校校园建设、书院管理、教育理念、日常维护等方面展开思考分析，探寻细节背后的运行逻辑和用功用心，希望对内地高校推进管理精细化有所借鉴。

关键词：中国香港地区；高校；精细化管理

笔者随中国政法大学代表团赴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文）参加“内地高校行政管理暑期学院”研修班，通过实地考察、专题讲座等形式，零距离、深层次地研习中国香港地区高校在各项行政管理事务的模式、经验和趋势。时值窗外正是夏日炎炎、人声鼎沸，大学校园的屋檐下尚有凉风送爽、理性思辨，更不乏真知灼见的分享与碰撞。在香港与内地亟待各层面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这次研修是直面新情势与新动态、检视两地高校管理机理之异同、汲取有益养分与习得先进经验的难逢契机。

实际上，随着内地高校国际化策略的不断推进，中国港澳台地区乃至国外高校在教育管理方面的理念、方式及做法已广为熟知或被博取众长。在此行为期不长的接触和观察中，由高校管理中的许多细节垒砌起来的体系和惯习成为笔者的重点观测点，对于内地教育同行而言，未必能接受囫囵吞入全套精密的管理机制，但一些合理科学的细节设计，不妨作为借鉴“他山之石”的一个视角。

归来的雨燕

港中文建在树木葱茏的半山之上、海湾之畔，楼宇建筑与青山绿水相依，错落之余又不失井然。校园发展处的工程师介绍，大学自建校之初即秉持“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讲求建设与环境的融合统一，但校园内可建造的平整地面局促有限，这一理念落到实际工程图纸上，是需要精心规划和费力攻坚的。这当中，大学在建造图书馆新翼大楼时对旧馆墙面原雨燕鸟巢的抢救保护事例尤为生动。新翼大楼是对旧馆一侧的加盖扩建，而旧馆该墙面早有小白腰雨燕筑巢安家，为免雨燕物群的灭顶之灾，工程师们请来生物保育专家考察研究，在旧馆另一侧人工建设新的鸟巢，并诱导雨燕自北向南地“搬家”，在新翼大楼工程建设后，雨燕即纷纷归来。这对小小生命体的敬畏之举，传递了环保理念，赢得了师生民意，顺利推动了工程进度，更是成为该项目获建筑大奖的点睛之笔。

校园建设的细节处用心，发轫于育人理念的融会贯通，是师生参与机制下反映的集体智慧，除了“归来的雨燕”，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精妙成果：地表面积不足，图书馆新翼大楼建设更多地向地下要资源，将地上原有水池池底改造成玻璃天窗，打造了光线柔和透亮的地下自习空间“进学园”；校园上下落差达150米，学校致力建设步行校园，建设大量步道、天桥、步梯、电梯连接起校园楼宇，便捷之余引导、鼓励师生绿色通行；对旧有建筑的保护式改造、对“看不见”的排污系统建设、对大学庆典的开放文化场所规划等，既富有远见又彰显人文，对于内地类似高校校园建设而言，很有借鉴学习的价值。

书院无书桌

港中文的书院由九个书院构建而成，其中不乏传统悠久、声名远扬的书院。书院依托宿舍而设，与学生各自所在专业院系没有必然关联，各专业学生混合入住，书院不是只供应场所的学生社区，每个专业教师同时具备某一书院教师的双重身份，并被要求深度参与书院各类活动。以实地考察的敬文书院为例，书院内公共场地面积不大，但设施琳琅齐全，有完备的电器设施、健身房、独立食堂、学生活动场地，书院里看不到让人正襟危坐的书桌，听不到朗朗书声，图书室里摆放了促膝而坐的沙发围桌，共享学习空间里主要是可自由移动的桌椅及视听设备，喻示书院更倡导合作互助式的学习交流模式。由于学生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大学的通识课程交由书院提供，对学生而言，书院更大的福利在于丰沛生动的活动，其中既有仪式感浓郁的传统共膳、宣誓等，也有更深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交流、国际公益、体育竞技等。

所谓“书院”，它并不期待学生安于书桌或课本，而是探索在专业学习之外另辟独立的空间以培育学生其他才能。从渊源上看，港中文的书院制沿袭英式教育体系内贵族公学培育骑士绅士的舍堂文化，推崇学生在自我建设“类社区”环境的过程中，养成团结、公义、自律等品质。实际上，书院活动对于内地高校并无过多新意，其内容已被宣传、学工、团委、教务等部门的职能所囊括，但如何有效整合以发挥思政育人实效却是高校部门间的壁垒与难题。而书院的优势在于搭建起服务广大师生、资源互通互益的统一平台，师生课堂之外的交流互动有依托、常态化，学生以书院为个人标识，能够更大程度地扩大人际交往、学科交融、公益服务的面向，同样培养具有成人心态的社区意识，免于沦为“巨婴”或“书蠹”。时下，内地高校亦兴起了建书院的热潮，但追逐“书院制”等流行词并非重点，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三全育人”理念下各培养单元间的职能重整。

可迁移能力

大学教育的培养愿景是彰显教育是否富有远见的重要内容。港中文在课程设计、教学反馈、顺应趋势、创新创业等具体工作上都颇费心力，始终围绕着其志向宏大的教育目标。这当中，不同讲授者都在反复传播一个类似的理念，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可迁移能力”。所谓“可迁移”，其意涵与“可转化”或“学以致用”相仿又不同。被此概念所吸引，笔者认为迁移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能力迁移，即毕业生技术能力从学校到职场的无缝衔接，针对高速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及挑战，有教师总结为VUCA（Volatile易变的、Uncertain不确定的、Complex复杂的、Ambiguous模糊的），高等教育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要强化其适应能力，有前瞻性地设计、组织、评估教育内容，重视学生学习能力、创造能力、问题破解能力的训练。二是人格迁移，即毕业生能适应社会环境、承受社会压力，“有效率地、合乎道德地生活与工作”，有别于订单式培养，大学教育应有更高层次之内涵，打破“象牙塔”内的想象和庇护，督促其成为有责任心、有使命感、有同理心之合格国民、公民、市民。港中文前校长沈祖尧教授在《校长毕业了》一书中也曾讲到“大学教育的本质就是模塑生命，帮助年轻人发展成为思想成熟、才德兼备的成人”。

新概念层出不穷，但教育理念并无二致，关键在于如何切实投射到每个实际应用的培养节点中，如在课程设计上，港中文讲求“以学习成果为本”，重视预期课程效果和过程评估，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程设计之中，牵引教与学的良性互益。而在评估教学效果的机制设计上，一方面，加强科学筛选、淡化极端评价；另一方面，更重视在出现较大范围的不利评价时对课程的跟进和与教师的沟通，及时组织观课，开展复盘与检讨，形成真正有效、负责任的教学反馈机制。

封塑的标示

行走于港中文校园，各类校园标语或告示总在恰当的时间与地点出现，为来往行人提供必要的提示或警示。这些琳琅的标示中，有校园小型工程的施工告知，刊明施工单位、工期始末、施工内容等以资监督；有对校园车站、洗手间、饮水机、存储物品处等不同方位位置的必要引导；有对校园设施的使用说明或守则、或是校方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立场及提示，内容简要明晰，尤其强调禁行行为、违规责任与后果。无论哪方面内容，这些标示通常文字温和可亲，表述自然清楚，排版齐整美观，让人一目了然，即便是指令性的内容也无被冒犯的感觉。标示既不恣意胡乱张贴，也不无谓重复出现，张贴处往往都是最需要指引的地点，可见张贴者及管理者是设身处地地考量了观者所需。标示的存在还注重与周边环境的融洽，如常见的“小心地滑”警示一般是折叠立牌，为在相对狭隘的楼道提醒行人，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在楼梯扶手处悬挂特制标示，既醒目美观，又无碍行走。另有一处细节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凡户外或有风吹雨淋日晒的地方，大多纸张打印的标示都加上了封塑，以免长期张贴而破损，保证了标示效果，实际上也减少了管理者的重复劳动。

类似的标示亦常见于内地校园，但只要指向标示的功能性作用达成，布告者便很少考虑其表述生硬、内容混沌、张贴失范、形象丑陋等问题，更罔论从阅读者的角度来衡量其内容位置、必要性、可行性等需求。这不应是被忽视的细节，大学校园的美观不只是巍巍大楼或葱葱绿意，还来源于向外宣传的文字表达，哪怕是最简单的只言片语，都应学习这再三推敲、综合考量的细心。

心声的倾听

教师与学生是大学管理服务的对象，更是大学管理服务的主体，在充分调动师生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发挥民主决策的正面效应方面，中国香港地区高校在机制与形式上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前述的校园工程改造项目中，即在校园计划委员会、校园景观美化委员会等决策机构中吸纳教师、学生代表，在设计之初要求广泛地收集意见、接受监督。凡与学生利益攸关的事务方面，均有学生会委派之学生代表参与其相关委员会，甚至涵盖了学校外判监察（即类似于招投标）等专业性较强的管理工作，对学生主张之重视可见一斑。师生们普遍认同学校运行透明、公平、普惠的价值观，大多重视通过沟通打破信息不对称，对学校管理工作有强烈的知悉欲望及独到见解。除了制度使然，管理者主动倾听的意识更为可贵，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学曾亲见校长顶着烈日在户外召开见面会，师生提问犀利，却无碍校长笑意盈盈、春风化雨地逐一答复。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强调倾听师生呼声的要求是“接地气、听民意”应一以贯之的姿态和行动，下课堂、开党课、结对子、听班会等是极具内地特色的活动形式。尽管倾听渠道多样，但管理工作与服务需求之间依然存在鸿沟，机制的壁垒仍限制着合理的发声，调研或座谈容易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师生们的诉求建议难以转化为大学决策的一部分。香港高校的经验启发在于，如何使师生的意见阐释常态化、规范化并发挥实效。中国政法大学多年前允许学生代表列席涉及学生议题的校长办公会并发表意见，民主参与意识无疑是走在前列的。如今这样的努力应寻求扩张到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如在更多的决策组织建制上加入师生代表参与，在重要规章制度的起草时听取师生意见，与师生利益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前应组织座谈会、通气会等，运用良善的沟通机制，避免缺乏周全考虑的决定，预先化解校园的矛盾争拗，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管理育人”职能，培养学生参与管理的主体认识。

以上，是笔者仔细探寻香港地区高校在管理方面所截获的观察细节和思想片段。论及外来经验之参考，就容易衍生所谓“水土不服”的问题，笔者认为，真正“水土不服”的往往是研习者的心态与意识。当管理者困惑于某些类似问题的处置上为何“东方不亮西方亮”时，就容易简而化之地归咎于治理架构、制度规范、文化土壤等外部因素的问题，却漠视其中的处处良苦用心。实际上，任何优良的外来机制乃至于其具体形式，都无法直接“依葫芦画瓢”，必须深究其缘起、方向、模式、路径与细节，进而去芜存菁、移植改良其先进经验，才能转化为本土化的管理成果。（作者：许玺铮，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办公室）

《北京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