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宴安：明代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共同理想和不懈追求

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建国伊始，明太祖朱元璋致力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定天下于一”和“天下一家”成为他建国治国的目标，成祖朱棣继承和发展他的民族政策，由此奠定了明代276年辽阔疆域、统一国家和稳定秩序的基础。明朝在处理最为紧要的民族关系，即与北方的蒙古部关系上，采取了务实灵活的措施，通过“隆庆议和”成功地化解了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迎来了“中外宴安”的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和民族大发展的新局面。

对“天下一家”的追求

朱元璋在元末起兵时，就明确要继承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把“大一统”思想作为处理国家政务和民族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政权。朱元璋以“洪武”为年号，表达了他“以武功定天下”的决心，对尚未统一的云南，他的态度很坚决，“云南自汉以来服属中国”，坚持出兵统一云南后，再建立稳定的地方秩序。朱棣早年被封为燕王，长期驻守北平，很清楚处理好与蒙古部之间关系的重大意义。他在登基之后明确表示，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为己任。他不仅多次亲征漠北，还大力经营东北和西北，“控四夷制天下”，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明前期，在此思想影响下，很快形成了稳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局面，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繁荣景象。

当然，受“内中国而外夷狄”传统思想的影响，明朝针对不同的边疆民族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管理政策，但“华夷一家”一直是王朝不懈的追求。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时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后来又说：“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明成祖也认为：“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

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思想指导下，中央制定了“德威兼施”的民族政策，表现出诸如“怀之以恩”“以夷治夷”“因俗而治”等务实灵活的特点。明中央注重在政治上的恩抚、怀柔，力争“以德怀之”，使之归附，接受统一管理。在明初统一战争进程中，中央一般先差遣使者前去诏谕，喻之以理，晓之以义，争取和平统一，只有在招抚失败后才会临之以兵。在招抚政策的感召和实际安置措施的积极影响下，大批北方部族首领携家带口前来归附。他们当中，既有故元皇室后裔，也有贵族勋戚，数量最大的是中下级群体。由于他们身世不同，经历各异，职业有别，明廷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安置，使其各得其所，各务其业，各尽其能，他们的生活很快就安定了下来。

对聚居于边地的部族，明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措施，充分尊重各地长期形成的风俗传统，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制度组织、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明太祖认为：“凡治胡虏，当顺其性。”明朝采取的“怀之以恩”政策，包括恩赐、互市等手段，对在维护地方秩序、国家统一方面表现突出者，多有赏赐以示奖励。

上述民族政策的成效显著，明初成功地招抚了东北和西北不同的民族，建立一批羁縻卫所，构成了东、西屏藩，再后来，蒙古兀良哈部与瓦剌部先后臣服，鞑靼部也迫使称臣纳贡，北方边境的稳定局面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明廷招抚僧侣首领后，采取多封众建、优给赏赐、通贡互市等办法，民族关系也很和谐，“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在西南的多民族聚居区，明朝在消灭盘踞于西南的前元势力后，当地部族首领一般皆能“以德服之”，中央对宋元以来的土司制度加以完善，任命当地土酋担任各种官职，维持其世袭权，并给予赏赐。有明一代，西南民族地区始终统一在明朝的版图之内，与中央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交融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破解僵局的努力

明朝中央面对的最重要的民族关系，是在广袤北边与蒙古部的关系，因为明朝是推翻元朝建立起来的，而元朝并不是以被彻底消灭的方式亡国，而是元顺帝主动撤退到草原上，元的国号还延续了一段时间。蒙古诸部还长期活跃在广袤的北边草原上，对明朝形成了压迫的态势。

处理与蒙古族的关系，明朝一直采取比较审慎的政策。蒙古部建立后不久就分裂为三部，兀良哈部首先归附于明朝，中央设置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羁縻卫所予以安置管理。永乐年间，瓦剌部和鞑靼部也先后与明中央缓和了关系，明廷则以颇为宽松的封贡制度予以管理，敕封了一批首领，规范了互市贸易。到正统末年，瓦剌部的势力重新崛起，时常南下，双方冲突不断，甚至还在土木堡俘虏了明英宗，“土木之变”让民族关系陡然紧张，互市也被迫关闭，双方正常的经济交流中断。

然而，由于草原游牧经济已经与中原农耕经济形成了非常密切的依存关系，尤其是当草原上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时，因为互市的关闭，牧民无法用马匹和皮货换取中原的粮食、茶叶、布帛和铁锅等物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陷入困境。同时，长城以南的汉族守军和普通商民也时常越过边墙，到草原上从事经济活动，彼此之间需要交往交流，双方已经到了互相离不开的地步。

嘉靖年间，蒙古部的俺答曾多次主动遣使向明朝求贡，求之不得，便试图以武力的方式强迫明朝与之交往，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发生，蒙古部再次兵临北京城下。于是明朝更进一步地加强了整个北边防御体系的建设，民族关系的僵局仍在持续。

明蒙关系的缓和契机出现在隆庆初年。世宗去世，穆宗继位，隆庆皇帝和高拱、徐阶、张居正等阁臣顺势应变，革新政令，在加强长城防御和蓟镇练兵的同时，也不断调整民族政策。此时的蒙古贵族也在努力地寻找和解的机会，缓和民族关系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本部族内部事务矛盾，率领随从归降明朝。张居正等大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力排众议，由王崇古与俺答商谈，最终达成了“隆庆议和”。次年，俺答被明中央敕封为“顺义王”，部下的60余人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世袭职官。明朝重新开放边境互市，明确了蒙古部族前来朝贡的贡期、贡额与贡道。俺答承诺岁贡马匹物品，“永不犯边”。万历十年（1582）俺答死后，他的妻子三娘子一直握有实权，被册封为“忠顺夫人”。三娘子掌权的数十年间，一直维持着与明朝的臣属关系，封贡不断，友好的民族关系得以保持。

中外宴安的场景

隆庆议和后，长城内外长期紧张对峙的民族关系终于结束了，迎来了边疆稳定和民族融洽的新局面。明末封疆大臣涂宗濬赞扬说：“自俺答受封以来四十余年，中外宴安，可谓和戎之利。”和平稳定的边地民族关系，给各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良好环境，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发展。

首先，隆庆议和以封、贡为基础，保障了双方稳定而良好的经济交流。明中央根据王崇古的建议，在大同的得胜堡等地划定了马市，蒙古部每年以进贡的形式送来马匹，明朝则提供布匹、绸缎、铁锅、茶叶等物资作为交换。明朝提供的物资还可以折换成白银，白银又可以换取草原上所需要的生活物资。根据协议，明朝还停止了一些主动打击或影响蒙古部百姓生活的行为，比如不再派人到草原上“烧荒”，长城内外的经济交往得以正常进行，双方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都回归于正常。

其实早在隆庆议和之前，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民间的往来并没有因为冲突而完全中断，各民族间的互通互融越来越深。明中期，按察佥事孟逵有诗《宁夏》：“山限华夷天地设，渠分唐汉古今同。圣君贤相调元日，塞北江南文教通。”描述了民族对立影响下的文化发展与交流。嘉靖时，主持陕西军政的杨一清曾赋诗《兴武暂憩》，对边墙修守和军兵戍守给西北地区带来的和平局面予以热情的讴歌。“甲士解鞍休战马，农儿持券买耕牛。翻思未筑边墙日，曾得清平似此不？”如果说孟逵的“山限华夷天地设”体现了边墙规范双方秩序的一面，杨一清的“农儿持券买耕牛”则生动地描写了边民喜于农作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隆庆议和后，边地人民过上更安稳的生活。万历四十二年（1614），兵部尚书王象乾等人说：“新边版筑，香山一带遂成沃壤，流民聚落渐广，牛羊蕃育亦多。”当两种文化类型发生冲突时，明廷所采取规范双方行为的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其次，由于边地各民族之间的长期交往交流，他们的生活习俗互相影响，生活习性多有趋同。这样的影响是多元的，也是潜移默化的。隆庆议和促进了边地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汉族和蒙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边塞多战事，边地文化类型多样，有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苍苍川莽，茫茫草原，文人到此很难不被激发起内心的壮志豪情，塞外的文人雅集也随之带有豪爽雄浑的风格，形成塞外文化独特的风格。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武臣好文》中说：“自隆庆来，款市事成，西北弛备，辇下皆以诸边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医卜星相，奉荐函出者，各满所望而归。”文人有机会到边塞游赏，把都会或江南盛行的文人雅会之风带来。文人结社活动较为频繁，走马射箭，打猎鸣镝，除边塞文人参加娱乐活动外，还有官员、百姓和边关将领等，像戚继光、李如松、袁崇焕等均有参加，“听画角胡笳时同作越吟”，颇具塞外特色与豪情。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著名文人袁中道应邀赴塞外游玩，时间长达近半年。他们的聚会，自然少不了舞乐相伴，他有诗《李大将军宴上听胡乐有述》云：“胡姬窈窕百余人，辫发垂肩若鱼鳞。窄袖长衣稳称身，当筵微笑口含琴”，乐曲是“碧眼胡儿吹胡笳”“百余壮士鸣大鼓”，洋溢着浓郁的边地民族色彩。

边地各民族的生活，在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趋同和交融，既出现有“弦诵早闻周礼乐，羌胡今著汉衣冠”的汉化场景，也不乏汉人学习边地民族的“近边男女作胡歌，立马回头感慨多”的场面。这里体现的正是人们对“天下一家”的追求，体现的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铸就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灿烂文化和共同的民族精神。

（作者彭勇，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教育》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