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础研究：一流大学的使命与任务

◎摘  要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支撑。一流大学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肩负着攻克重大原创性科学问题、培育顶尖基础研究人才的核心使命。一流大学加强基础研究，要强化高峰引领，夯实基础研究学科根基；强化育人育才，锻造基础研究人才方阵；强化原始创新，建设基础研究创新高地；强化改革赋能，构建基础研究支撑体系。

◎关键词  一流大学；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原始创新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完善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支持基础研究的强大合力，已初步构建起涵盖战略规划、人才引育、平台支撑、资源保障、生态营造的完整基础研究体系。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迈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正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科技创新的基础不断加固、短板不断补齐。

加强基础研究离不开一流大学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一流大学在基础研究中的战略定位、使命和任务。一流大学要主动担当使命，坚持“四个面向”，进一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培养汇聚拔尖创新人才、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并构建与之适配的高质量支撑保障体系，在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强化高峰引领，夯实基础研究学科根基

基础学科是所有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的源头，决定着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水平与原始创新的潜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3]，为我国基础学科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4]。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往往根植于拥有能引领学术发展潮流、拓展未来科学版图的顶尖基础学科群。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天文学、语言学等基础学科长期稳居世界首位，哈佛大学的生命科学与医学、化学、人类学等基础学科也始终处于引领地位。在基础学科支撑下，这些顶尖高校得以持续产出改变人类认知、推动文明进步的重大原创成果，也为跨学科研究和新兴技术突破提供了知识源泉。

对标世界一流，我国高校的基础学科建设仍存在薄弱环节。比如，缺乏具有全球引领力、能够提出原创理论、定义学科边界的世界级学术高地；学科交叉融合缺乏实质性突破，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组织模式尚未成熟；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脱节，缺乏有效的贯通机制。一流大学加强基础学科建设要锚定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建设布局，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基础学科群。一是着力打造高峰学科。既要稳定支持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传统基础学科，也要重点支持量子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深空深海科学等细分方向冲击顶尖水平，同时加大对冷门绝学、短板薄弱学科的扶持力度，推动我国基础学科整体能级跃升。二是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打破学科壁垒，围绕物质结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鼓励开展理、工、信、农、医等自然科学之间，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从多维度探索未知领域，催生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原创性理论突破。三是推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双向赋能。围绕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支持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集中优势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重大科学问题，让基础学科的理论创新为应用突破提供源头供给，让应用领域的真实问题反过来牵引基础学科的研究方向，实现基础与应用的相互支撑、协同提升。

浙江大学持续实施“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全力推进数理化天地生等重点基础学科建设，给予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和政策配套。创新实施“加快建设世界优秀学科拔尖造峰计划”，建立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推动形成基础学科引领应用学科、应用学科带动基础学科的发展局面。推进学科交叉融合，2018年启动实施“面向2030的学科会聚研究计划”，前瞻布局和重点发展脑科学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感知、精准医学、空天探索等11个会聚型学科，在重大领域交叉前沿方向形成特色优势。建立浙江大学基础交叉研究院，支持顶尖科学家领衔组建基础交叉研究团队，统筹推进有组织的交叉科技创新和交叉人才培养，获批教育部首批学科交叉中心试点建设单位。在生物、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领域，设立数学高等研究院、物理高等研究院、生命科学研究院、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等“学术特区”，通过给予科研自主权和稳定支持，有力地支持基础学科发展。

强化育人育才，锻造基础研究人才方阵

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是决定基础研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要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一流大学发挥基础研究优势、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国家不断强化人才的引育并举，一方面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等工程，系统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出台系统性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政策文件，全方位培养和用好青年科技人才，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为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筑牢人才根基。

当前，基础研究的人才供需矛盾依旧突出，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使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拔尖创新学生早期发现与贯通培养机制不畅，现有育人模式过于侧重知识灌输；战略科学家和顶尖学术带头人引进难、留不住，现有评价体系对潜心基础研究的教师激励不足等。一流大学要锚定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从源头抓起，贯通本研培养、成长支持、团队汇聚等全链条，打造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是创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发现和识别有基础研究潜力的人才，拓展多通道选拔矩阵，探索拔尖基础研究人才的早发现和个性化培养模式，加强差异化选拔、动态进出，完善个性化、小班化培养方案与多导师制，实施本研贯通培养等长周期培养模式，强化学生科学志趣与原始创新意识培育，源源不断培养一批又一批理想信念坚定、基础功底扎实、敢于挑战科学难题的后备人才。二是打造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科研平台资源，建设科教融汇的师生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学生早进实验室、早进课题组、早进科研团队。打破传统课堂和课题组的边界，推动学生与教师周期性、经常性开展学术交流与科研实践，鼓励学生与不同研究方向的顶尖学者、青年科研人员深度交流，营造自由探索、质疑讨论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创新灵感。三是完善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机制。坚持引育并举，根据学科和未来发展需要高标准引进优秀人才，健全贯通青年人才成长全周期的培养支持体系，建立优秀青年人才的持续支持通道，进一步扩大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规模和金额，主动在重大基础研究任务中给青年人才压担子，支持青年人才牵头承担项目、组建团队，助力他们在科研实践中快速成长。通过全周期支持体系，逐步形成以战略科学家为引领、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为中坚、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为支撑的人才梯队。

浙江大学切实发挥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打造培养“会创造的人”的教育品牌。创新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模式，依托竺可桢荣誉学院平台，统筹承接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与“强基计划”落地实施，在“三制三化”培养模式（学分制、导师制、书院制和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基础上，迭代构建“荣誉学院+本研衔接”“基础学科+特色方向”“科教协同+产教融合”“通专跨+国际化”的四大培养体系。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关键核心技术攻坚领域，依托重大科研平台和重点科研项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能源动力等前沿方向，以超常规举措探索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路径，为国家战略领域储备高层次后备人才。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育人模式，依托2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实施“领航人才培养计划”，打造“启真问学”等师生互动的研究性学习平台，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引育并举打造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力量，在基础学科关键核心领域遴选、引进一批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实施“优秀青年科研造峰计划”，分类精准支持有潜力的青年教师，鼓励基础研究青年人才挑大梁、担重任。

强化原始创新，建设基础研究创新高地

原始创新是基础研究的灵魂，也是衡量基础研究水平的核心标志。唯有强化原始创新，方能抢占科技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6]，并明确要求，“基础研究更要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7]，从战略安全和发展主动权的高度，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基础研究、夯实原始创新策源能力的紧迫性。

世界顶尖大学往往是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许多关乎人类福祉、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技前沿问题与基础研究成果都源于顶尖大学。近年来，我国一流大学群体的基础研究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我国高校在原始创新上仍存在短板，比如缺乏提出颠覆性科学问题的理论勇气，尚未摆脱跟踪模仿的路径依赖；发展导向存在偏差，部分研究追求短期产出、量化指标；国际合作层次不高，深度联合少，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集聚全球高端智力的能力有待提升。一流大学要打造基础研究创新高地，需重点强化三方面工作：一是面向科学前沿开展自由探索。充分尊重科研规律和科研人员的原创性思想，给予他们充分的学术自主权，对以好奇心驱动的探索性研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支持科研人员深耕冷门方向、探索无人区，鼓励科研人员开展从“0”到“1”的原创突破、形成颠覆性原创成果。二是锚定国家战略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强化任务导向的有组织基础研究，变革基础研究重大任务的组织方式，依托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战略科技力量进行任务部署，建立“大兵团协同”的有组织攻关机制，在重大前沿领域持续积累、久久为功，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三是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构建开放合作的国际网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牵头组织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国际大科学工程，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建设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学术声誉。

浙江大学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培育计划”，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组织开展重大科研任务预研，精准资助重大战略任务背后的核心科学研究。推出“非共识项目支持计划”，遴选一批具有创新性、颠覆性理念的项目进行长周期支持，鼓励科研工作人员勇闯科学“无人区”。近年来，学校创新团队成功研制超导量子芯片和量子计算云平台，攻克“曲率积分猜想”“有限测度猜想”等数学难题，研发出大规模类脑计算机。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成功承办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16届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发布呼吁基础科学发展合作与包容的《杭州宣言》，建成3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和1家元首外交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培育发起“地壳物质重力演变”（GEE）大科学计划，深度参与“深时数字地球”（DDE）和“海洋负排放”（ONCE）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强化改革赋能，构建基础研究支撑体系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扭转“五唯”的评价机制，通过系统性改革打造适配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支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8]世界顶尖大学都为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支撑与保障，使得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前沿基础研究。比如，作为现代实验物理学的摇篮，英国剑桥大学建立了完善的基础研究支撑保障体系，通过设立“下一代学者”“剑桥机会基金”等项目和种子基金，为青年学者提供科研启动资金，同时营造鼓励自由探索和支持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氛围。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产出了一系列世界顶尖的物理学领域原始创新成果，已经孕育了3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9]。

现阶段，制约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突出问题依然集中在评价机制不科学、资源配置不合理、创新生态不健全等方面，亟待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局，构建符合基础研究发展规律的支撑体系。一流大学必须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基础研究支撑体系。一是深化评价制度改革。健全“分类型、代表作、长周期”的评价制度，针对探索型、应用型等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分学科类型与研究阶段设计差异化评价机制，重点看原创问题、代表成果、实际贡献、学术影响等，不能简单以论文数量和期刊层级定优劣。实行长周期评价，弱化年度考核压力，让基础研究人员安心从事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原创探索。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构建多元化、长周期的基础研究经费支持体系，对于冷门绝学、非共识探索项目给予差异化稳定支持，主动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优化科研管理服务，简化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流程，赋予科研团队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把科研人员从烦琐的事务性管理中解放出来。三是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倡导追求真理、勇攀高峰、互学互鉴的学术风气，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勇于质疑，反对浮躁功利、学术不端行为，营造开放包容、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科研氛围。同时持续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强化学术自律，净化学术生态，筑牢学术道德底线。

浙江大学制定出台关于服务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政策文件，聚焦“顶尖人才引领、重大项目带动、重大平台支撑、重大成果培育”等突破方向多点布局，为基础研究提供稳定政策支持。以承担国家战略任务为目标对各类创新平台进行重组和支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基于基础研究特点推动机构改革，在科学技术研究院成立前沿基础部，专门负责基础研究领域科研战略研究和前瞻原创性重大项目谋划与组织。构建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大力建设以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为代表的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推动建设中国天敌昆虫生物资源库等共享资源库。加强高水平学术期刊建设，实施科技顶刊支持计划，打造浙江大学学术期刊AcadeMax（无际学术）数字平台。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机制，突出引领性、贡献度导向，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建立健全交叉研究评价机制，在成果贡献、交叉互认、考核评价等方面探索改革举措，形成了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基础研究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3][5]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求是，2023（15）.

[2]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N].人民日报，2021-4-20（1）.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1-20（6）.

[6][8]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N].人民日报，2026-5-1（1）.

[7]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5月28日）[N].人民日报，2021-5-29（2）.

[9]赵祥辉，程飞亚.“诺奖”人才是如何涌现的——基于卡文迪许实验室组织发展史的研究[J].教育研究，2025（9）.

【作者：马琰铭，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

（原载2026年第12期《中国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