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减负清单”中的隐藏负担

近日，湖南省发布的15条“教师减负清单”引发舆论热议。我认为，在这份“减负清单”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没减去的负担。

一是在“减负15条”中，几乎每条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未经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同意”。也就是说，未经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同意的负担要减掉，而经过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同意的事还是要“负担”。实际情况是，在中小学校承受的各种负担中，有些来自于县级以上教育部门的行政命令，比如“清单”列出的“强制要求中小学教师下载安装、注册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各类APP，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因此，真正为中小学校及教师减负，首先要规范上级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要给管理部门列出“管理清单”，明确哪些是应该“同意”的，哪些是不能“同意”的，而不是赋予其更多、更集中的“同意权”。

二是缺少减轻教学负担的内容。“清单”强调的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强调“不能影响教育教学”。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这一点没人否认，但很少有人想到教学的一体两面性:学生学得苦，教师也一定教得苦；学生承担了过重的学习负担，教师也一定承担了过重的教学负担。

因为升学和考试评比的压力，一些学校课程安排超标，考试安排超标，作业安排更是超出规定数倍甚至数十倍。在一些学校，教师在学生午休、晚寝、课外活动等休息、活动时间抢着上课，其背后是自己也承担着过重的教学负担。

相较于教育教学之外的负担，导致教师身心疲惫甚至酿成事故的，其实还是过重、不合理的教学负担。在关于“减负清单”的讨论中，不乏“让教师安心批改作业”等观点，这类观点掩盖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可能让教师过重、不合理的教学负担合理化，其结果是加在学生身上的过重学习负担也被合理化。

给教师减负，在将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内容挡在校门之外的同时，更要关注教育自身的乱作为，减掉加在教师身上的不合理教学负担。这不仅是为教师减负的重点，更是为学生减负的关键。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会宁县党岘中学）

《中国教师报》2020年12月0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