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长安就在

走进电影院之前，已经看到许多关于《长安三万里》的评论，有人总结其中提到的48首唐诗，有人提出不懂安史之乱就看不懂这片，有人感慨杜甫“麻鞋见天子”才是儒家理想人格，甚至还有营养学家关心李白中年以后小腹突出的健康问题，当然最多的争议集中在电影塑造的李白形象上。

如果只用学术的视角切入，这部电影或者任何一部历史题材的创作，都有集矢如猬的风险。然而叙事文学本不必对细节真实负责，《长安三万里》也不必用史实衡量，甚至每一篇为李白形象痛心疾首的评论，都在证明电影的成功——民间叙事对天才的成功想象。

民间叙事的本质是民间意识形态的聚凝，李白命高力士脱靴、醉草吓蛮书等传说历来被视为蔑视权贵、酷爱自由的天才颂歌。李白的传说可以看作“爽文”，但爽文也有其价值取向。这个时代影响极大的民间叙事，以及对经典作品、历史人物的解读和再创作，都在逐渐回归更现实的考量。

当程公公出现，一再无视战局追问李白如何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应该把《长安三万里》当作一折戏、一段评书，其人物塑造应该从程式化中寻找个性。程公公不断催促高适讲李白，不是很像京剧里“打坐向前”替观众追问故事吗？再想一想，它是这个时代的“说部”，是这个时代的民间叙事，这样就可以理解“书胆”为什么是高适。

对于这部电影而言，高适不是天然的明线主角，但明线主角天然是高适。导演在结尾清晰表明了为什么“高适是唐代诗人世功之最”。从杜甫视角看李白已经很难有所突破，但就这部电影的取舍而论，李白“最好的朋友是高适”这个设定，就是为了凸显世俗成功与否的分歧，就像他们一度分别时面对的歧路。

真正的爽文部分由高适从蹭蹬到崛起这个过程承担了，电影给高适开的“金手指”很大。比如，《新唐书》只说李白救了郭子仪，动画却改成高适以做幕僚为代价向哥舒翰求情；至于松州战局，明人解释杜甫《王命》一诗说“‘王官’当指严武，吐蕃围松州，高适不能制，故蜀人思得武以代之”，却也被表现成严武捡了高适的漏。

捡取两则史料和后人评价并非为了说明“原本如此”，有效改编一定会带有创作者个人的偏好甚至偏见，但电影对高适稳健可靠又能建功立业的形象塑造，确实是一种“时代精神”。为什么主角不是杜甫？因为杜甫在世俗上也不成功。格外有趣的是，有人调侃说大多数人同情杜甫也是不自量力——你能让西川节度使照顾你吗？这也恰恰体现了一种不自觉的价值渗透。

关于李白要不要做赘婿，历史上的李白哪会有这等犹疑？而孟浩然说“当”、高适说“否”，并非孟浩然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可以深思，依然是为了塑造高适这个人物，一个彻底接受世间法、追求建功立业、以为男儿当自强的用世者。高适是一种心理需求的投射：稳健踏实，终有世功。在“太白醉写”的情境中，已经无法满足许多人的心理需求，那就不妨把李白换成老成持重的高适。

王国维有一篇文章《人间嗜好之研究》，其中一段论及博与弈的差异，用来讲李白杜甫之别非常适用，而一旦换成李白与高适，竟然有了更鲜明的对照：

长于悟性者，其嗜博也甚于弈，长于理性者，其嗜弈也愈于博。嗜博者之性格，机警也，脆弱也，依赖也。嗜弈者之性格，谨慎也，坚忍也，独立也。

李白毫无疑问是“嗜博者”之性格，天才勃发，情绪不稳定，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功成名遂身自退”，却在人生每一个重大抉择上都要依赖命运和友人。而高适因为他的成功，被赋予更纯粹的“嗜弈者”之性格：谨慎、坚忍、独立，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讨论李白与高适谁更令人羡慕。

但是，居然还有那么多人热爱李白，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之处。分析史料的评论太多了，而我看到的是大众想象的宽容，如此务实的民众肯如此热爱一个明显“不靠谱”的天才，这或许是极致的浪漫。高适说：“你是谪仙人，要回天上。我是世间人，要在世间徘徊。”他原可以不用望向天上，因为世间还有那些爱李白的人们。

“石堡城暂且与我无关，说回李白”，这是完全背离现实逻辑的假设。与重整乾坤的郭子仪等人相比，李白何足贵，追问他做什么？可是这个带有重度现实倾向的故事竟然就这么大大咧咧构建在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的假设上，创作团队也没有因此流露自疑。有了这一点，无论再怎么向往“诗人之最”的高氏功业，也已经是很诗意的“说部”了。

《长安三万里》肉眼可见的瑕疵不少，比如扬州女剑客那首“红树醉秋色”，传说是晚唐尚书左仆射郑愚的故事，他在湘中驿站遇到一个女子，女子念完这首诗便消失不见了。以古人桥段套路推度，女子不是歌伎便是鬼魅，所唱又是关于爱情，时代、地域、身份、情绪都与电影情节不侔。电影想装进去的东西很多：女性主义装了一点，批判门阀装了一点，零碎得像“随更随想”的连载。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被感动了——务实竟然在竭尽想象地滋养浪漫，尽管其想象可能生硬笨拙，在读书人看来有可嗤之处。当人们还能去爱李白的时候，爱的究竟是哪一个李白已然不重要。能让一些人感动，或让一些人拍案大骂：“这哪是李白，我跟你说一说我心目中的李白！”能够如此，何尝不是成功？

每一个时代都在生产民间想象的李白，《长安三万里》就是这个时代的“太白醉写”。李白念《将进酒》时那极致绚烂的画面是与他失意的人生作对比的，他曾在扬州一掷万金，却既不能在长安边塞封侯，也不能于彩云生处得道。那云间仙鹤驮着他寻找的，是做“节度使高适”不得的精神退路。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在收拾东西准备回扬州。李白要东向扬州，小童说孟浩然去了扬州，人人都爱扬州。扬州是长安之副，代表着盛唐，一如红楼正副册——而郭子仪为高适之副，合属世功的一面。

作为大众想象的聚凝，李白必须是安稳现世想象中的不拘一格、洒脱不羁，扬州也必须是最耳熟能详的天下繁华之地。而大众想象中的诗与诗人，“我听说过你们的名字，你们是诗人”，借郭子仪之口而出的这句话，在一个热爱旧诗的人看来已经足够包容。

诗对于现实生存似乎毫无用处，哪怕如暗室明珠璀璨可见，但明珠原本也没有什么用处，它只是让我们在现实之外的精神一隅，可以极尽言辞情感之能观照世界、抚慰自我罢了。

“长安呐，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幸而，尚在。

（作者单位系扬州大学）

《中国教师报》2023年09月20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