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场

小时候，最常去平街“赶年场”。去平街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沿着四姐家的小路走，一条绕街上转一圈。转一圈费时费力，但走着安全；沿着小路走，稍不留神就得摔一跤。但是，为了赶时间，也顾不上摔跤了——毕竟，年场一年才有一次，想多卖一点钱，就只能尽量起早一点、走小心一点。

母亲在公房门口、凹地、坡房顶种了菜，腊月还没进就开始卖菜，卖到年场才算接近尾声。那些日子，母亲天不亮就喊我和三哥起床，与她一起去地里割菜。我耍小聪明，割的菜都是又好卖价格又贵一些的花花菜、苤蓝、芫荽、葱蒜之类。三哥比我大几岁，虽然这些菜他也割点，但更多的是白菜、青菜。白菜和青菜五六分钱一斤，即使三哥和母亲有的是力气，换来的也只是几块钱。我小时候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三哥和母亲偏要挣这些小钱呢？年龄稍长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就是什么都卖一点才能满足买菜人的需求，而且白菜和青菜生命力强，长得枝繁叶茂的一棵有好几斤——这些都是生活的智慧。

最难的是守着卖菜，往往熬得口干舌燥、饥肠辘辘。这时，母亲叫我们去吃粉，我们都心有灵犀地说吃荞凉粉——荞凉粉五角钱一碗，剪粉要一块钱一碗，赶年场更是要节约。

一会儿，粉来了。我一边吃着，一边感受着收获的喜悦，三哥和母亲的脸上也流露出笑意。粉是好东西，既能解饿，也能解渴。买菜的人来了，吃饱了的我们说起话来也有精神。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母亲往往卖得便宜一些，她常说“年要人人过得起才是年”。

三哥在我能帮母亲卖菜时已经上初中了，他也像母亲一样善良，该让的钱都会让。我学会卖菜时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卖菜的时候也只有我和三哥。望着一些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妇人，我总觉得母亲还在我们身边一起卖菜。卖完菜后，懂事的三哥主动背起空背篼、空箩筐去串街买年货：父亲写对联的红纸不能落下，年三十晚的猪肉也不能落下，还有一些粉丝、虾片、豆腐皮等都不能落下。至于我，则是在上交了大部分钱后，带着一两块钱去买放的炮仗、擦炮，吃的饼干、水果糖、花生……

梁家和宋家的录像还在高声放映，棍棒的打斗声充斥着我的耳朵，让我心一横走向了录像室。五角钱就这样没有了，换来的是几十分钟坐在录像室里——这可是我节省下来的一碗粉钱啊！我在录像室啃着饼干、嚼着糖果、嗑着花生，往往天黑了才回家，一回到家就嚷着要父亲买一台录像机。父亲无奈地笑了笑，让我好好读书，“书里会有想要的一切”。

母亲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离开的，她甚至来不及对我们交代什么。幸好，我和三哥身上流淌着母亲勤俭持家的血液，公房门口、凹地、坡房顶的菜仍然种着，播种、浇水、施肥、除草，一样也没有少。那一年的年场，我和三哥依然挑着菜到平街去卖，认得母亲的人都问我们母亲去哪里了，都为母亲的离世唏嘘不已。

母亲走后的第二年，三哥留在单位没有回家，过年时只有我和父亲。虽然赶年场时我还是挑着菜去卖，但也只是一些好卖的苤蓝、芫荽、葱蒜。父亲感慨地说：“没有你母亲的年不像年。”我也无奈地说：“菜地也不像菜地了，说不定哪天我就卖不成菜了。”果然，等我读完三年师范回来，年场早已不卖菜了，卖的是年画、刮刮奖、各种玩具。

后来，我当上了教师，工资越来越高，生活渐渐奔了小康。到了赶年场的日子，我已经不再卖菜，也不去卖其他东西，而是专门陪着父亲大街小街转，生怕落下一个角落。后来，我结婚生子，年场上多了妻子和儿女，一家人有说有笑。然而好景不长，十多年过后的今天，年场上只剩下我和妻子儿女，得了脑梗瘫痪的父亲狠心地抛下了我们。

又是一年春节，年场似乎少了点什么。我努力地捕捉着，那是与母亲一起在穷困岁月里卖菜的美好日子。可惜这些时光再也无法回来，我唯有珍惜现在的每一天，让天堂里的父亲和母亲少一些牵挂、多一些放心。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贞丰县长田镇长田中心小学）

《中国教师报》2024年02月28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