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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播撒经典音乐的种子,她“挥棒”数十载

郑小瑛:“挥”洒人生

发布时间:2019-05-16 作者:本报记者 熊杰 来源:中国教育报

日前,2019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90岁的郑小瑛一头银发,穿一件白蓝格衬衫,手执指挥棒,指挥干脆利落,挥洒自如。

虽然已90岁,但郑小瑛依然很“潮”,也很利索。几十年来,围绕高雅音乐,从指挥演出、专业教学,到民众普及,再到青少年音乐素养的提升,都是她工作的范围。她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她永不停歇,只为播撒经典音乐的种子而“挥棒”。

    九十高龄,仍然活跃在指挥台和讲台上

郑小瑛习惯在每一首乐曲演出前,都为观众做一段讲解,介绍作曲家或乐曲的创作背景,或者介绍独奏、独唱演员。若在高校演出,她还会讲最基础的歌剧和交响乐知识,她说,这是在“教ABC”,因为我们国家经典音乐的普及率还偏低。

指挥音乐会,为学员上课,90岁的郑小瑛依然很忙。在“郑式”指挥法基础研修班上,经常能看到郑小瑛对学员进行“一对一”辅导的情形。“手臂不要抬得过高,要为下一拍做准备。”她经常会走到学员身边,用手握住对方的手腕,告诉他们动作的要领。她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但要求却很严格,有的学员连续做了三四次还没能达到要求,只好红着脸退下。

在交响乐演奏中,指挥是灵魂,职业指挥家不仅需要脑力,对体力要求也非常高。一场演出一站就是三个小时,一天排练五六个小时都是常事。郑小瑛时常满头大汗,但从没露出倦态。她还经常提醒身边的年青人:好好锻炼,增强体质,不要加个班就生病!

有段时间,郑小瑛受邀到全国各地开讲座,传授指挥法。后来,她发现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报告效果并不佳,自己只培养“司令员级别”的主张已满足不了广大中小学指导合唱的教师们的需求了。于是,她认真完成了一个指挥法基础的教学视频,还开了半年的现场教学课,以“亡羊补牢”之心,来为一些错误指挥观念提供规范的概念。她认为,要想掌握指挥手法,最靠谱的办法还是手把手地教,面对面地讲。

她还编写了教材《会说话的手》,其中收录了40多首中外经典合唱曲目,以中国各个时代的作品为多。“我只能引大家进门,至于修行,还要看个人的努力了。”郑小瑛说。

除了忧虑指挥人才的培养,对中小学音乐教育,郑小瑛也很关注。她说,过去由于没有强调学习五线谱,导致有的音乐教师连五线谱的基本知识都没完全掌握。提起这事,郑小瑛略显激动:“这是失职,会耽误一代人。”

在热心育人的同时,郑小瑛还会尖锐地提意见。当她看到有部门在音乐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资金与乐器投入,不考虑教师队伍建设时,她拿起电话,直接打给领导,毫不客气地指出问题。

“我经常会得罪人。”说起自己倔强的个性,她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从小就如此。

    放弃优越,从革命音乐人到留学苏联

1929年9月,郑小瑛出生于一个海归家庭,所受的教育水平也因此远远高于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家。她6岁便开始学习钢琴,很快成为“小明星”,经常登台弹琴唱歌。

1947年,郑小瑛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按规定,在协和医学院上5年的本科之前,必须在其认定的几所教会大学里先读三年生物系医学预科。当时,父母为郑小瑛选择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生物系就读,并在音乐系主修钢琴。父母希望女儿成为一名自主且有教养的新知识女性。但在这个以“淑女摇篮”闻名的学校里,郑小瑛却扛着大旗,走进了第一批冲出校门参加学生运动的队伍之中。

父母为了不让她参加革命,放狠话,甚至派人专门盯着她,也没有让她动摇。1948年,郑小瑛北上投奔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工团。由于之前打下的音乐基础,她很快就成为带领大家高唱群众歌曲的指挥。严冬的开封,天寒地冻。每天清晨,她和小组里其他男女青年一起用小铁桶里的热水漱口洗脸,一起坐在小马扎上学习《社会发展史》,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吃饭时,大家端着茶缸,蹲在地上,围着热气腾腾的杂菜汤,啃着紫黑色的高粱窝窝头或者蒸熟的新鲜槐花;洗浴时,就在公共浴池的大池子里洗澡。生活虽苦,但郑小瑛心里却是乐滋滋的。她渐渐适应了完全有别于“淑女摇篮”的新生活方式,成为一名地道的革命音乐人。

1952年底,郑小瑛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4年,苏联合唱指挥家杜马舍夫来华帮助培养青年合唱指挥人才,郑小瑛成了他的学生。1960年,郑小瑛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与交响乐指挥,先后师从著名教授、俄罗斯功勋艺术家阿诺索夫和他的儿子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在莫斯科,郑小瑛常年泡在音乐厅或歌剧院。她带着总谱,观摩每一场著名指挥家的排练和演出。她把指挥对音乐的处理、手势,甚至舞台调度、舞美灯光,以及即席的感想和收获,都密密麻麻地记录在节目单上。星期天,她会泡在俄罗斯的博物馆和画廊里,在她看来,美术和音乐是相通的,一幅幅雕塑、一张张油画,就如同一曲曲宏大的交响乐,充实着她的灵魂。

1961年10月1日国庆节,莫斯科老艺术家乐团为郑小瑛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这是她独立执棒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在音乐会的上半场,她特意全部安排了中国管弦乐作品。音乐会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可,《苏联妇女》杂志以《中国第一位女指挥》为题,图文并茂地报道了她指挥的这场音乐会。

杜马舍夫希望郑小瑛能在指挥方面有更多的收获,还为她介绍了一位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的资深指挥——伊·巴因。巴因不仅为郑小瑛义务授课,还破例于1962年10月指导她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使她成为第一个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于1962年10月3日发回国内的电讯称:“我国女指挥郑小瑛,在莫斯科指挥著名歌剧《托斯卡》,博得观众热烈赞扬。”

1964年毕业时,导师给她的评语是:“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天性和富于激情的严谨……”观众的鼓励、导师的赞赏,让郑小瑛信心满满,更加坚定了献身音乐事业的决心。

    敢闯敢试,为经典音乐的普及而奋斗

学成毕业的郑小瑛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可惜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的音乐之路被迫中止。

1978年,迎着改革的春风,郑小瑛与老同志一起,从废墟上重建起中央歌剧院,并担任首席指挥。此时的郑小瑛已年近半百,可是她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她努力排演歌剧、做好人才培养,还带着乐队做普及、进校园,希望补回失去的十年。

可是好景不长,流行音乐迅速占领市场。流行歌手唱一首歌可以挣几万元,而歌剧《茶花女》的主演们,却只能得到几元补贴。于是一些主演也去“走穴”改唱流行歌曲,乐手们也去“钻棚”给流行歌手伴奏,首都集体表演的舞台一片萧条。

郑小瑛无力改变这种现象,但是她想,音乐家总还可以做些什么。1989年,她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等女音乐家们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乐团由志愿者组成,坚持不计报酬进校园演出,目的是向年青一代介绍中外经典音乐。乐团先后有200多位女艺术家加盟,从1990年起,她们利用业余时间演出了300多场,先后进入60多所大中学校演出,直接听众达20余万人次。

1997年的一天,郑小瑛接到厦门方面的电话,邀请她南下创建一个职业乐团,并提出了“公助民办”办团思路。她感到这是突破大锅饭体制,实践按艺术规律建设乐团的大好机会。厦门方面承诺乐团由她全权负责,这无疑给郑小瑛吃下了定心丸。可是不幸的是,1997年底,郑小瑛被诊断为直肠癌,在积极治疗后,她的决心更加坚定:“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重新站在指挥台上!”

1998年,大病初愈的郑小瑛来到鼓浪屿,厦门爱乐乐团在“一穷二白”中成立了。建团之初,乐团排练一度挤在一个卡拉OK歌舞厅里,只有五六十平方米。然而,最难的还是钱,没有经费,乐团曾经连工资都发不出。但这些并没有让倔强的郑小瑛退缩,她找领导要支持,找企业拉赞助,让乐团在艰难中生存下来,并逐步发展。至今,该乐团共演出1200场,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乐团也成为厦门的一张名片。

郑小瑛对指挥人才的挑选把关非常严格,外人甚至认为是苛刻。她说,指挥是集体音乐表演的舵手,必须具有超群的音乐才能、极度勤奋好学的精神,除节奏感要强之外,还要对音高、音色和音乐形象非常敏感,并具备领导集体表演的心理素质。

郑小瑛提出“准、省、美”的指挥法。她要求学生做到“准确”把握总谱,“节省”体力,以便在掌控音乐的力度时手势可以收发自如,有“优美”的表现力。她反对不学习音乐理论基础,不从作品内容出发,不具备良好的听觉,而一味追求以外部形态去取悦观众的肤浅时尚。

改革开放之初,指挥系每年只录取两名学生,有一年甚至只录取了一人。她说,对于培养“司令员级别”的顶尖级人才,要严上加严,宁缺勿滥。改革开放后,经郑小瑛培养的杰出指挥人才有十多名,很多是现在活跃在国内外指挥台上的领军人物,其中包括国家大剧院的两任音乐总监陈佐湟和吕嘉。吕嘉还是澳门乐团的总监,并曾任世界闻名的意大利维诺那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她的学生里,还有曾任中央歌剧院院长、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俞峰,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创系主任吴灵芬等知名艺术家。

    关注育人,为孩子们打开“音乐之门”

郑小瑛深知少儿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她说,今天受到健康音乐启蒙的孩子,就可能是未来高素质的公民。

早在1957年,她就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红领巾乐队的指挥。1978年,郑小瑛把黄安伦根椐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谱写的舞剧音乐配上朗诵词搬上舞台,还亲自担任朗诵,希望能为孩子们的音乐启蒙尽一份力量。

郑小瑛说:“开始我也担心孩子们听不懂交响乐,后来我发现娃娃们对优美的音乐旋律,有一种天生的喜爱和感悟力,只要曲目适合,按孩子的思路去引导,就能带领他们走进音乐的天地。”

1988年暑假期间,德国柏林阿恩特中学的一位音乐教师来华访问,她向北京市接待同志提出,希望次年她的学生乐队来华旅游时,能与北京普通中学的学生乐团进行联欢,而不是音乐学院附中的乐队。那时我国还没有一所普通中学里有管弦乐队,在中国人不能落后于外国人的思路主导下,有关方面从北京25所中小学少年乐手中选拔,组成管弦乐团,并邀请专家教授前来辅导。5个月过去了,孩子们竟拿下了难度相当大的瑶族舞曲和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等曲目。

音乐会最终由郑小瑛来指挥。到了正式演奏那天,上半场先由阿恩特中学65人的学生乐队演奏,他们一律穿着白色裙裤,但样式各异,并没有统一制作的演出服,乐器编制也比较自由。而100来人的金帆乐团上场时,成员全部身着统一订购的黑色小礼服,马上就赢得了全场喝彩。然而郑小瑛却保持一贯的冷静,演出结束后当场发话:“我们应当看到自己的不足。阿恩特中学的乐队已有50年的历史,而我们的乐队才5个月;他们的指挥只是本校的音乐老师,而我却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他们这60多个人来自一所只有600人的学校,而我们这100来人却来自25所中小学校。这说明我国的中小学生乐队才刚刚起步。我期待不远的将来,我们的中小学里也能出现完全由本校学生组成的乐队。”——如郑小瑛所愿,几年之后,北京就有十来所中小学拥有了本校的乐队。

对中学生乐队,郑小瑛也有自己的见解。她说,现在很多学校在建立乐团,可是也过于强调“高大上”,强调招音乐特长生,而且一上来就要按正规乐队的建制来做管弦乐团,这样不太好。她认为,学校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要轻易沽名钓誉地叫交响乐团,因为它还没能演奏一首交响曲呢!郑小瑛建议,可以先组织一些小规模的乐团,因为学弦乐没有三五年是无法参加合奏的,也可以先办一些管乐团,人数可多可少。她强调,管乐器相对弦乐器来讲,会更容易上路。而这一切,都要取决于有没有一位热情的、能胜任乐队组织和指挥训练的音乐教师。

郑小瑛说,在中小学,提高学生集体音乐素养,除了成立乐队,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开好音乐欣赏课,搞好合唱课。合唱有不同声部的美妙和声,有指挥率领大家进行愉快合作,也更加方便提高孩子们的音乐修养。

采访中,郑小瑛说,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音乐领域也迎来空前的繁荣。民众对歌剧、交响乐等高雅音乐的欣赏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青少年的合唱水平、交响乐的普及与演奏能力,则折射国家的音乐教育水平。她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我希望看到国民音乐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郑小瑛笑着说。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教育报》2019年05月1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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