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技术能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人工智能所推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加速，为了争夺第四次技术革命的主导权及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更多的话语权、领导权，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斗争,我们同样面临着这一斗争带来的严峻挑战。

当今世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更加复杂化、隐蔽化、尖锐化的格局与趋势。一方面，个别国家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最大化利益，充分利用自身经济、政治、科技优势，加速把本国的意识形态向其他国家渗透，从而不断引起意识形态冲突。另一方面，随着机器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机器对于人的价值观影响越来越深刻，智能机器因研发者不可避免的价值偏向，成为不同意识形态持有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在智能机器应用过程中，不同技术平台出于其政治、经济、商业目的，通过对传播内容的自动选取与推送，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受众的价值判断。而有目的地通过智能技术手段进行海量信息传播，消解目标国政府管控力，弱化目标国受众逻辑判断，催生多元价值从而导致意识形态混乱，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趋势。再其次，通过技术垄断及技术不断更新实现话语传播权的争夺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手段，并使意识形态斗争披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而更加隐蔽。另外，国家间科技发展水平差异，使得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成为现代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手段，对弱国来说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不同国家在信息全球传播过程中的刻意引导及其引导力度的强弱，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强势地位和从属地位的差异。结果是意识形态安全处于被动弱势的国家要么陷入混乱，要么成为霸权国家的附庸而失去自我；而拥有话语霸权、处于意识形态安全强势地位的国家，则通过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维护其霸权地位，进而实现其政治征服、资源掠夺的目的。

当前世界各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差异还不太大，这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提供了可能性。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因为数据信息的海量化、多样化、高速化及低密度等特性，为我们获得更多价值认同提供了可能性。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既给应对意识形态斗争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机遇，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斗争中牢牢站稳自己的位置。

我们要大力推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集群的创新和应用，促进技术民主化进程，有效打破基于“代码霸权”的意识形态垄断。科学技术本身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但科学技术的应用往往体现出特定的社会价值观。通过对科技创新的标准制定，可以实现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价值观渗透；在应用领域，则通过应用垄断实现其社会目的，使技术体现出“代码霸权”的特征，使其他主体服从占霸权地位的技术价值观。要打破这种技术霸权，就必须推动我国技术体系的不断创新，缩小技术鸿沟，并积极参与科技创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打破个别国家的技术垄断，促进技术民主化。

要着力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科技体系，强化价值传播技术引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广泛应用，使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了更明显的技术主导性。社会人常常在不自觉之间就因技术推动的信息引导而发生价值观的变化，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就要高度重视技术价值观的引领与培育，要通过政策、法规体系的强制规定，赋予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以社会主体价值观，在其研发、应用过程中就烙上国家意识形态标签。要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支持、服务购买、科研平台共建等，努力打造科技创新平台，提升中国价值的外部辐射力。也要大力提升主流技术传播载体企业管理水平，鼓励、推动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形成具有深刻国际影响力的、不同层次的现代科技集团，通过提升传播影响力更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要充分利用现代智能科技的创新发展，切实加强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设，提升抵御不同意识形态冲击的能力与水平。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再挖掘、再梳理、再创造，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意识。要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强化文化传播辐射力及传播内容的主体特性，警惕社会主流价值的混乱与分裂。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强化文化传播载体的应用监管创新，防止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限制不良文化、敌意文化传播，构筑文化传播防护网。要充分利用现代智能科技不断强化国际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人才培养，要把各方面人才更好使用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科技人才培育提供保障。

要加强意识形态传播队伍科学素养培养，不断提升其现代科技应用水平，提升运用新技术传播国家理念、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能力。要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结合国际发展态势，创造传播多种形态的、显现中国发展成就和优势的、承载中国价值观的现代文化产品，通过中国价值的国际传播，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更多人民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强化对中国的认同。要通过智能科技产业发展与应用，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通过各种国际平台，深化与不同经济体的战略合作关系，为构筑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重庆文理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

《中国教育报》2020年04月0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