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闲书可“打底”？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教师要“读点儿闲书，为成长打底”。此论貌似很有道理，但仔细推敲一下相关概念，就会发现这样的论断是有问题的。

不单概念没有厘清，还涉及前提与结论之间的相关与因果的问题。就概念而言，闲书通常指供消遣娱乐的书，如娱乐类、小说类，往往是一些教师与家长眼里与考试无关的书。打底一词属于科学名词，通常是指为了提高密封材料与黏结体之间的黏结性，在接缝表面必须涂打底料的过程。对表面脆弱的黏结体，打底可除去灰尘、提高强度，并可防止混凝土，水泥砂浆中的碱性成分渗出。那么打底的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些为我们形成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的经典之作，亦所谓必读之书，比如教育学、心理学之类，或者能帮助我们对某个领域提升认知与技能的经典之作，比如教育史、课程论、教学论之类，而绝非那些简单易懂的普及读物或通俗读物？如果是，怎么可能归为闲书之列？

从前提与结论的关系看，闲书不仅与成长不存在因果关系，甚至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相关。我们的毛病就如《别拿相关当因果！因果关系简易入门》的作者萨曼莎·克莱因伯格所言：“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推理出一些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要知道“‘原因’一词一般是指：它使某种结果更有可能出现，并且没有它，某种结果就不会出现或者无法出现，或者说它能够在适当的环境下产生某种结果”。

当我们发表教育言论时，如果拿一些个案的特殊性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前提再正确，也不能成为结论的“原因”，甚至与结论毫无关系，暴露的不仅是逻辑知识的缺失，更是教育学知识的缺失，这就与教师作为专业人士的要求相去甚远了。

譬如最近发现有论者认为，“心里有学生，哪里都是课堂”。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却暴露了作者教育学知识的缺失，一般而言，作为教师，我们所说的课堂，往往是教育学范畴的，而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教育学范畴的课堂至少应该包含这样几个要素：教室、教师、学生、教材以及在教学计划下的教学活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一旦踏进不同的课堂，其心态就不一样了，因为正规的课堂往往是与具体学科相匹配的，只不过我们不明白或者虽然明白却不重视而已。用范梅南的话来说就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说，我们应该让孩子以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方式，去体验学校这一时空性的、有形的实体带给自己的感受。”“教师必须学着对孩子如何感知影响学校和教室气氛的复杂因素具备适当的敏感性”。教育学意义的课堂作为一个特定的时空，是应该与特定的教学活动相匹配的，绝不可以简单地与我们所理解的“天地为课堂”的课堂同日而语。

一个教师如果将任何地方都视为课堂的话，至少他对教学氛围、对教学的影响是缺乏基本认知的，即，“小学的教室教给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中学的教室则拥有能体现各个学科性质的气氛”。也许有人会说，范梅南所说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在哪所学校看到人们如此重视课堂特定氛围的营造的？我要说的是，不等于我们没意识到应该如此，没这么做就是合理的，我们没这个意识，没朝这个方向努力恰恰是由于我们的无知使然。我以为，刘庆昌老师“课堂亦即教室，的确是一个空间，但不是一个纯粹物理性的空间，而是具有一定人文内涵的物理空间”的观点与范梅南是一致的。

我一直认为，教师的表达在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因此我们的表达必须尽可能贴近教育科学，至少必须合乎逻辑，否则就会误导同行、误导学生，甚至会误导社会舆论。我不反对用比喻，更不反对提出一个新论断，因为提出一个新的论断是难能可贵的，我反对的是没有界定一个词语的特定语境而偷换概念，反对的是强加因果。最近看到的不少论断就是这样，譬如，有论者不主张“教师专业成长”而主张“教师生命发展”（试问，一个教师连自己的专业都没能发展起来，何来生命发展？专业发展与生命发展属于对立关系吗？），再如“教师的最高尊严在课堂”（试问尊严有高低吗？）。又如，“高考不过是考试，填志愿才是人生”（我们的人生是填志愿决定的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只要稍微具备一点儿教育理论知识与普通逻辑学知识，就可以看出其有违教育科学，并存在不合逻辑的问题，没想到的是，这些论断却大受教师同行乃至一些教育媒体的追捧。

我无意与这些论者争辩，我在意的是，作为教育人，尤其教育名人是不是在表达前要将概念捋捋清楚，在表达时是不是要好好权衡如何遣词造句，如何言之成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是离不开阅读，读教育理论、读哲学与逻辑这些打底的书。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0年11月18日第9版